生命之中所有的附丽 一如浪花奔腾最终归于浩渺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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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前第一次到富春江,十年前第二次到富春江,都是一样的游船,十里峡谷画廊,随着游轮渐进,一寸寸舒展开来。
  这个时间,也够想起郁达夫笔下的桐庐县城:“约有三里路长,三千多烟灶,一二万居民,地在富春江西北岸,从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现在杭江铁路一开,似乎没有一二十年前的繁华热闹了。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萧条的,却是桐君山脚下的那一队花船的失去了踪影。”人已非,江山自然跟着寂寥。远望桐庐,烟灶终于没有一处,黄昏长天下的炊烟,在风中飘飘扬扬,仿佛是一练云气蒸腾,那是儿时记忆中的事。游船上凭栏望水色,云蒸霞蔚,庶几近之。富春江江水正浊,雨季,宽大的江面,不时有一大团一大团的漂浮物从船侧漂过,仿佛是黄公望笔下的墨色被雨褪到江面。江水不急,早春的风却大,吹到脸上身上,透骨的寒。江两岸早开的油菜花,一垄垄在细雨里滋润着。
  这样的情景,郁达夫自然耳熟能详:“两岸全是青青的山,中间是一条清浅的水,有时候过一个沙洲,洲上的桃花菜花,还有许多不晓得名字的白色的花,正在喧闹着春暮,吸引着蜂蝶。”
  在这番“天下无双的妙景”中,郁达夫长到14岁,情窦初开,从县城的学堂毕业了。1909年的旧历正月十三的晚上,学堂摆了五桌送别毕业生的酒宴,满城庆祝上元佳节的爆竹声中,郁达夫喝了几杯酒,陶陶然出了校门,踏着月光,突然想念起一直记挂中的赵家少女,多情的人,不由自主地走进了赵家:
  “推门进去,我只见她一个人拖着了一条长长的辫子,坐在大厅上的桌子边上洋灯底下练习写字。……我故意屏着声,提着脚,轻轻地走近了她的背后,一使劲一口把她面前的那张洋灯吹灭了。月光如潮水似的浸满了这一座朝南的大厅,她于一声高叫之后,马上把头朝了转来。我在月光里看见了她那张大理石似的嫩脸,和水晶似的眼睛,觉得怎么也熬忍不住,顺势伸出了两只手去,捏住了她的手臂。”
  在月光下,两人就这么沉默相对,不知不觉之间,一直待到女孩儿的家人回来才道别。
  第二日,郁达夫上杭州考中学,从此再不见赵家少女,这少年时代淡淡的水一样的春愁。


  读《沉沦》,故国沉沦的焦灼,肉欲弥漫的渴望,还有弱国子弟的自我嫌恶和唾弃,隔着六十多年时间的帷幕,翻开,就像钻进江南梅雨季中,黏稠、抑郁
  那是郁达夫人生之书的低潮开篇。
  从故乡到嘉兴,又去杭州,郁达夫中学求学的年份,正值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山河云涌,学潮风起,中国之大,竟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年轻气盛的郁达夫不能免俗,几经学潮浮沉,终于弃学归家。未几,时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的长兄郁曼陀为修改司法制度被派遣赴日考察,在国内找不到出路的郁达夫随同出国。从此,郁达夫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断断续续的留日生涯。
  那个富春江走出的少年,依旧如赵家少女眼里的多情而敏感。
  但压抑的爱恋,在异国的土地上,生长出的却是病态的花朵。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学习期间,郁达夫重拾旧体诗的写作。诗人服部担风主持的《新爱知》“汉诗栏”,大量刊发郁达夫的作品:“犹有三分癖未忘,二分轻薄一分狂。只愁难解名花怨,替写新诗到海棠。”
  情郁于中而发之于外。这首赠给日本某姑娘的诗,据服部担风门下弟子富长蝶如推测,当是郁达夫在第八高中时代寄宿的公寓主人的女儿。在充满自传色彩的《沉沦》中,郁达夫不无暗示地写道:“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总是情多累美人,郁达夫却并不是今日我们臆想中的风流倜傥佳公子。虽然少有才名,“九岁题诗四座惊”,但最终不过是一米六四左右的小个子,小眼睛,小嘴巴,高颧骨。这样的郁达夫,在人群之中,毫不起眼,实在无法跟写出《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的风流才子对上号,让初见者颇为失望。叶灵凤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上海见到了郁达夫,他写道:“达夫先生的相貌很清癯,高高的颧骨,眼睛和嘴都很小,身材瘦长,看来很像个江浙的小商人,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有那么一肚子绝世才华的人。”
  不是名士风流,他只是习惯在弱国的悲恸中自我放纵而已。郁达夫写道:“沉索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于是,在厚封住的乡间,他踏上开往东京的客车,在热酒激起的热血中,下车高声叫着人力车夫将他拉到妓廊的高楼上去。
  自省和放纵相结合,狂热和冷漠相交织,爱不唯一,恨不彻底,几成郁达夫感情生活的标志。
  1919年,因母命回国跟孙荃结婚,郁达夫发狠不举行结婚仪式,不要媒人,不举行婚宴,气势汹汹,却对这个生长在窎远的乡村,自幼既没进过学校,也没呼吸过城市的空气,脚是那么小的缠足,带来的箱子里只是装着她在家塾里读的《列女传》、“女四书”等旧书的女子情意颇深。赋诗寄语,共度时艰,颇有一段恩爱时日。
  贫贱夫妻百事哀。1927年某日,郁达夫收到了孙荃从北京寄给他的皮袍子,他大哭一场,在日记中写道:“中午云散天晴,和暖得很,我一个人从邮局的包裹处出来,夹了那件旧皮袍子,心里只在想法子,如何的报答我这位可怜的女奴隶。想来想去,终究想不出好法子来,我想,顶好还是早日赶回北京去,去和她抱头痛哭一场。”
  世事难料,第二天,因为造访老友孙百刚,郁达夫初遇“杭州美女”王映霞,惊为天人,马上就跌入热恋之中,在朋辈的一片反对声中,抛妻弃子,上演了民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一出风流史。


  浙南小县泰顺,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镇,存有国立英士大学遗址,内有一座方形两层小楼,名为“德秀楼”,在展示馆图片中,我一眼找到了创始人之一的许绍棣。
  那该是1939年前后,许刚刚步入40岁,随同学校南迁,眉眼之间英气勃发。而那个时候,他的留日同学郁达夫,已经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在新加坡立稳脚跟。同一年,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发表石破天惊的《毁家诗纪》。《毁家诗纪》计19首诗,一首词,并附有详细的注释,一举将王映霞在三年前趁自己南下福建期间跟许绍棣的情事公诸于世,舆论哗然。12年的夫妻,曾经富春江上的神仙眷侣,至此彻底反目成仇,闺帏之事,都成看客消遣的笑料,这一段民国历史上的罗曼史就这样被续写得尖酸刻薄、体无完肤。
  爱惜才子的人,不免视王映霞虚荣、势利、长袖善舞、招蜂引蝶;疼怜佳人的人,又不免目郁达夫为薄幸、猜忌、风流成性、暴露成癖,仿佛坐实了曹聚仁的话:“一位诗人,他住在历史上,他是个仙人。若住在你的楼上,他便是个疯子。”
  诗人也罢,疯子也罢,战事一紧,在新加坡的郁达夫就时刻处于颠沛流离之中。1945年8月29日,日本投降不久,化名赵廉的郁达夫被驻守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连夜带走,从此杳无音讯。1946年,一同落拓东南的老友胡愈之出版《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郁达夫被害真相才渐渐浮出水面。
  “牵情儿女风前烛,草檄书生梦里功。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
  他的几任妻子,恩怨情仇,都如风前残烛,随着他一死便百了。
  1978年3月29日,郁达夫原配夫人孙荃去世,享年81岁。弥留之际,她说:“回忆我的一生,我是会心安理得地升入天堂的。”
  2000年2月5日,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与共度38年平静婚姻生活的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在自传中,王映霞说:“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被郁达夫起名为何丽有(谐音何丽之有)的第三个妻子,在郁达夫遇难时方24岁,育有一儿一女。1976年前后到香港定居,打工维持生计。其女郁美兰嫁胡愈之的侄子胡序建,上一代的因缘际会,算是开出一朵灿烂的小花。
  江水泱泱,生命之中所有的附丽,一如浪花奔腾,最终归于浩渺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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