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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的，满脸皱纹，每条纹沟里，似乎都积存着太多的早已钙化的风霜尘沙。因为要出远门，他理了个头，理得很短，和秃头差不多。他不爱说话，不和任何人搭腔，别人也不怎么搭理他。我试着主动和他说话，他一副戒备状，绷着脸和嘴，尽量把头朝后仰。对我的话，他有时报以缄默，有时只是机械地点头或茫然摇头。一路上，他主动和我说话，仅有一次，那是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厅等待飞回烟台的飞机时，他小声对我说：“我啊，就好点酒儿，五天了，没捞着哈口儿。现在可是回家啦，哈哈。”说起酒，他的脸，像是增了一层酡红，嘴唇也像是沾了酒液，有了亮色。他的话，在我看来，是示好，是答谢，是令我感动的一次大胆的交心。他妻子，一个白胖的五旬女人，坐在旁边，听见他的话了，怒目斥他：“哈，哈，你就知道哈！”她告诉我，她男人就喜欢哈白酒，“为哈酒，都哈出肝炎了，去年住院，花了我整整四万多啊——你真不长脑子，吃一百升豆子不知豆腥的货！”她瞪着他，好像用眼就能把他囫囵哈下。
一路上，她没少斥他，看中个景点，就叫他给她拍照留念，但是姿势摆了许久，他手忙脚乱的不是找不到快门就是把她拍偏了或是拍得太模糊，她就斥他：“快点吧快点吧你个老榆木疙瘩呀！”“哎呀我的老蔫儿，你照个相难道比俺老娘们儿生个孩儿还难吗？”“你真能笨出个花！咱儿郎在家教了你多少遍，事实证明，等于白教。”“你下辈子干脆托生个木勺子吧，木勺㧟头木咯吱的。”
斥归斥，吃饭时，她总是抢着用筷子夹起盘子里最好的肉，放进丈夫碗里，“吃，不要东张西望。”丈夫吃饱了，要放筷子，她瞪他：“叫你出来给我装小饭量吗？熊样儿，再来碗。”抓起勺子挖一勺大米饭，咣一声扣进丈夫碗里，“吃！”对同桌其他旅伴，她也是热情劝饭，“你怎么就吃那么点呀？吃猫食嘛，要多吃，吃饱它，出门在外，吃饱不想家呀。”香港煲汤上来了，她把汤勺抢在手里，站着往每人的小碗里舀汤，每碗都舀得满当当。舀空了盆子，她就端起盆来，唱歌般地喊：“服务员——服务员——再来一盆，俺这桌儿……一，俩，仨，四，五……共有六张大嘴呐，就给这么一小盆儿，哪够俺哈的呀？”
逛海洋公园那天，天上下起了亮晶晶的太阳雨，游客们都没带伞，唯独她，有伞，且是两把，一把是她的，一把是她男人的。她对众人说：“抬头看天，出门防雨，这是老古话呀，怎么不带伞呢？香港这地方，是南方，是个雨窝子，更应该预备伞呀。”说罢，她用手搂住一位大娘的肩头，“咱姐俩一起打。”雨中刮着微风，风中的雨丝斜斜飞。行走中，她把伞的大半面积给了大娘，自己的左肩潲得湿湿的。我听见她美滋滋地对大娘说：“我这把伞，是正宗的‘天堂伞’，是俺儿郎去杭州出差时给我置办的。”那伞面，浓绿的质地上傲然绽放着大朵的牡丹，花朵浓红浓红的好像正在喷发着浓浓的花香。
我转头寻望她男人，他模仿着妻子，也和一个人共伞行走，但是那个人是个高个子，比他高出一个头，他只好把举伞的权力给了人家，自己像一粒秕秕的花生仁，缩头耸肩地走在伞下。那是把旧伞，伞面皱巴巴的全无色彩。
在澳门，一天中午吃自助餐，她见丈夫羞答答地只在盘子里夹了几根炒面和几片生西红柿，火了：“彪子！”霍地站起，去了食品台，很快回来了，手中的盘子里摞着三四块又厚又紫的红焖牛肉，还有大块的炸鱼，全部倒进丈夫盘子里。丈夫嘟囔：“这么多，哪能吃得了？”她说：“吃不了就给我剩着！一个大老爷们儿，能叫尿憋死？”离开澳门那天早晨，每个游客分了一瓶矿泉水和两个面包充当早餐，那面包，一种是圆的，一种是长的。她见丈夫拿了两个圆的，上前劈手夺下一个，喊导游：“给他来个长的！”又对丈夫说：“那长的，有馅儿，你长眼珠子喘气用吗？”丈夫咬一口长面包，嘿，果真有馅儿，还是甜甜沙沙的豆沙馅儿哩，他笑了，敬畏地，恩爱地，瞟了爱妻一眼。
和丈夫不同的是，她特爱说话，更喜欢在其他游客说话时猛插一杠子。别人笑时，她跟着笑，大笑，把头往后仰着笑，笑得比谁都脆响；别人还没开始笑或是干脆不打算笑，她却领先笑了，虽然没有陪笑的，笑得有点尴尬，但她绝对一笑到底，决不笑成一半。
澳门一家赌场的三楼上，建了个活灵活现的“威尼斯”，清粼粼的蓝色大运河上，一位金发美女划着一条鲜红的“刚朵拉”，正在唱《我的太阳》，每个晶莹的音符似乎都让人沐浴在橙甜而肃穆的暖色里。她伏在岸边栏杆上看呆了，高声赞叹：“真俊，真俊，小嫚儿长得真俊。”人家洋姑娘还没唱完呢，她就鼓起掌来。洋姑娘抬起玲珑的洋脑袋和硕大无朋的碧眼，惊瞪她，好像看见个外星人，桨也忘了划。周围的游客都在看她。她才不管呢，朝着洋姑娘拍着巴掌扯开了粗嗓门：“好听，好听，再来段儿，再来段儿，欢迎，欢迎，大伙儿给她呱唧呱唧（鼓掌的意思）呀。”
走出“威尼斯”，她问我：“刚才那地方叫什么斯来？”我说：“威尼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又称水城。”她说：“你懂的真多！是大学生毕业的吧？”她丈夫轻手轻脚地跟在身后，很罕见地插了一句话：“哼，还‘大学生毕业的’呢，不会说话就少说。”“夹着你的腚！”她转过头来朝他怒斥，因为求知热情受到干扰，她很恼火，转过身子，质问他：“我问你，咱儿郎是不是研究生毕业的？”丈夫愣了，手摸脑壳，想了想，说：“是呀，咱儿郎是研究生毕业。”“这不得啦！既然能说是研究生毕业，为什么就不能说是大学生毕业？啊？”丈夫结巴了，紫黑着脸膛，嗫嚅道：“反正，反正，一般都说是大学毕业，没有说是大学生毕……”“我就这么说了怎么啦！谁敢打我牙去？瞧你个熊样儿，说不过我还跟我犟嘴！猪八戒夹半刀火纸混充个念书的！跟个地蛆似的！闪一边去！”
天啊，“地蛆”是什么东东啊？华美的大厅里，人们都在看她。众目睽睽之下，她有点害羞了，鼓着厚墩墩的腮帮子，不知往下该如何处置她的语言和表情，憋着，憋着，终于不愿憋啦，突发一阵爆炸似的大笑，边笑边用手掌啪啪地拍膝盖。
出了赌场，导游小声忠告她：“夫人，你的某些言行，请注意点，收敛些，好不好？这里可是高贵人物出入的场所，别让人家小瞧咱。”你猜她是怎么应答的，“狗屁高贵人物！都是些赌钱鬼子，好货会到这种脏地方来？他们小瞧我？哼，我还瞧不起他们呢。”
从那天起，我对她，真是刮目相看。她的骨子里，显然喷薄着一股天不拘地不忌的烈性子和嫉邪敬善的堂堂正气。别看她对自己的丈夫不是那么尊重，但我坚信，一旦丈夫遭遇不测，她会舍命相救；如果有人胆敢欺负她丈夫，她会动用尖锐的十个指甲像只母老虎似地扑上去把那人抓得满脸盛开血花。在此有两个例证：一，她丈夫身患肝炎，她花了四万多元送他进医院治疗；二，只因为我主动地和她丈夫说了些话，她对我的好感变得十分明显，有问题时问我，有趣的事也和我说，说话时甚至濒临交心的境界。
二
还有件事，我甚至都很敬佩她。是这样，在香港的第二天，有个当地的女导游，竟把我们领进了一个类似烟台三站市场的那么个大房子里，关了门，还上了锁，让游客被迫接受女店员们的软磨硬缠与狂轰乱炸：“买块表吧，买点首饰吧，买点吧，买点吧，不买就别想出去哈。“人们几乎都象征性地买了些东西，唯独她，拒买，一分钱不肯花，不仅不买，还一遍遍地吆喝：“我有钱，我有的是钱，但我不买，我不愿买，我不用买，我需要的东西俺儿郎都给我置办了。”后来，天黑了，门才开了，我们被释放，回到旅行车上，女导游因为收获不大，很不满意，说开了：“我这人吧，很实在，讲话有一说一，你来香港玩，就得花钱，不花钱，就对不起这趟来香港玩。”满车讶然，哑然，导游继续说，“比方说吧，朋友请你吃饭，你总不能吃饱了喝足了把油亮亮的小嘴用手一抹抬腿就走人吧？总得做点什么吧，回请啦，最起码，说声谢谢啦，是不是？做人得讲良心，讲道德，对不对？人是不可以自私的哦，人是不可以不懂事的哟。” 满车讶然，哑然，但是她，突然呛了一句：”你认为你是谁呀！是女皇？是格格？人人都应该向你进贡？哼！”导游大惊，循声望去，是她！是那个一分钱也没花就知道哇哇哇的讨厌的胖婆子，于是火上加火，很没教养地反呛了一句：“有的人，我一直没骂你，就已经算是给足你面子啦。”她呼地站起，伸出怒指点戳对方：”你骂试试！你敢骂我半句，老娘就叫你尝尝我的皮锤滋味！“ 当时啊，她丈夫吓得用手扯着她的衣襟求她坐下，她一巴掌打落了他的两只手，“收起你的贱爪子！你个孬种！什么事都得老娘替你抻头，我白饭绿菜的养着你有什么用！”
她是在指桑骂槐，她把我们全体游客骂了一通。该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