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只能成为一种淡淡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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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天幕降临,月光朗朗,灯光明亮,一家人四世同堂,欢天喜地地坐在温暖的屋子里,看电视,玩棋牌,拉家常,多么的幸福美满。可想起少年时代,跟着父亲一起饱尝风雨的时光,那是天壤之别啊!

卖臭虫药

父亲是做修补活手艺的。古人说:“一撬二补三打铁”。撬指骟猪骟牛,补是指修鞋,打铁是指铁匠,这三种手艺都是一本万利,是人们心目中向往的职业,好找钱,能养家糊口。可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另当别论了。我们家人口多,修补生意越来越不好,父亲的担子更加加重了。

我和弟弟妹妹们渐渐长大,光长个子不长力气,一天天食量增加,穿衣费料,要多挣钱来买黑市粮食吃,赚黑市布票买布缝衣服。市场没有开放,居民吃粮凭按人定量供应的粮票到仓库去买,个别农民有多余的粮食拿到街上去卖,称为黑市粮。政府一年按人供应定量布票,人人凭布票到当地供销社买布,粮票和布票市场上有偷偷买卖的,称为黑市。父亲放弃他的手艺活,到城里做生意。暑天,城里的臭虫多,父亲就到省城贵阳去卖臭虫药。大姑爷家住在那里,大姑去世后大姑爷一家对他这个母舅还不错,吃住在大姑爷家,节约了住宿费和吃饭的钱。父亲买了七斤臭虫花,母亲和我用碓捣烂,然后筛出细粉末,父亲用我的废作业本,包成小包卖。臭虫个小,体积也小,圆圆的,瘪瘪的,大的像水塘里的浮萍那么大,神出鬼没。我领教过那家伙的厉害,咬上一嘴,奇痒难忍,一抓就是豆粒大的泡,一个挨一个的结成串,看着都肉麻了。城里人跟乡下人一样,好多家庭床上铺的都是谷草,臭虫躲藏在谷草间和床木接缝的缝隙里,掀开席子看不着它,只要坐上床沿,臭虫独特的嗅觉便知道有丰富的美食,一个出动,全体总动员,一群一群的蜂拥而至,逮着就开咬,善打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它们早以全身而退,无影无踪。臭虫实在令人讨厌,因此成为人们的一大公敌。当时没有消灭臭虫的妙方和药物,臭虫药是它最大的克星。父亲看准了这个商机,所以才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进城卖臭虫药。将臭虫药捣成的粉末撒在臭虫常出没的地方,臭虫近前只要闻到气味,立马会人仰马翻,四脚朝天,带着它干瘪的身躯回到“老家”。睡前放药,一定能睡一个安稳觉,早上起来掀开蔑席或是床单一看,大大小小干瘪的臭虫,这儿一堆那儿一团,像可怜的小黑点。才两天时间,七斤臭虫药销得精光。父亲坐下来一盘算,除去本钱和车费,净赚百多元。父亲十分高兴,做起了更大的发财梦。

父亲想,七斤臭虫药能赚百多元,要是多弄一些去呢?不是一夜之间就发大财了?干修补活,十年也挣不了那么多,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一辈子想都别想。父亲找到了门路,这回算是决定了要好好卖一回臭虫药,挣一回大钱。欲望大,胃口就大,野猫咬牛要大干一场的决心下定。他到几十里远的地方收来百多斤臭虫花,挑到碾房碾碎,母亲用箩筛一小撮一小撮的筛出粉末。母亲在筛的时候,没有口罩,用旧衣服围在脖颈上,把嘴和鼻子紧紧捂住也被呛得喘不过气来,爬在墙壁上的蜘蛛闻到臭虫药的味道,像雨点一样往下掉。母亲把筛出来的粉末分袋装好,就等父亲挑着去卖了。

一九六七年,我才十一岁,正好暑期放假,父亲说要带我到省城大姑爷家,我很高兴,早就巴望能有机会进城。父亲满怀希望,挑着八十斤重的臭虫药,从家里徒步百多里到遵义赶下午三点半的火车到贵阳。先前是要我挑二十斤为父亲分担重量的,幸好族中二公要一同到贵阳走亲戚,为我承包了活,我才得以轻装上路。

为了减少路程,父亲带着我们走小路。三伏天,太阳像一个燃烧的火球,燎开火焰,全身被烤得大汗淋漓。一个人身上哪有那么多水分啊,父亲走过几次这趟路,知道哪里有泉水,看我干渴,走不动了,鼓励我说:“前面转个弯就有井水喝了。”一听有井水,有“望梅止渴”的效应,二公也帮着父亲为我鼓劲,才强打起精神走一阵。几口井水喝进肚,感觉全身凉爽,喉咙里的火一下子浇灭了,也为身体补充了水分,抵抗下一站路程中太阳的烧烤。其实父亲比我还累,八十斤重的担子压在他肩上,扁担在肩上挪来挪去,要是我,肯定早被磨掉几层皮。要不是父亲年轻时磨练过,恐怕早就经受不住了。

爷爷解放前是吃文笔饭的,没有下地干过活,解放后年事已高,父亲十七岁就结婚,挑起了家庭的担子。他常和长辈们一起到外地收棕皮来卖,一家一家去问,自己爬上棕树割棕皮,然后捆成两大捆,挑着百多斤棕皮走四五十里山路。由于年小,担子又重,挪来挪去的扁担把肩膀磨坏了,痛得嘴都扯歪了,想哭,但没有办法,只得咬着牙跟着长辈们跑。父亲和母亲都参加过运粮。解放初期,茅坡到新舟还没有通公路,收的公粮全凭人工搬运到新舟,然后用卡车运到城里去。父亲和母亲都参加了运粮队伍,四十里路,挑一百斤粮食两毛钱,父亲和母亲就是为了这两毛钱,用自己的肩膀挑起一家人的担子。大概就是这样,才磨就了父亲的铁肩膀。

到了贵阳,路途劳顿,我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十点过钟下床来,“哎哟!”脚像肿了一样,痛得下不了地。我问:“父亲呢?”大表兄说:“早就去卖臭虫药了。”

算路不依算路来,这次父亲失算了,城里刚刚按人头发了“六六粉”,臭虫药不好卖了。因为没有电话,要是通讯方便,父亲就不会走这一趟冤枉路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不好卖不要紧,父亲却因为这无辜的吃了一场牢狱之苦。

父亲说,他把臭虫药拿到贵阳九中门口去卖,心想那儿人多,好卖些,早一点把带去的臭虫药都能卖掉,多多少少也能赚回一些钱来。刚到贵阳九中门口摆了一会儿摊,几个手臂上戴红套套的人在他身边转来转去寻思了好一阵。父亲只管卖他的臭虫药,心想一个堂堂正正的乡下农民,身正不怕影子斜,半夜敲门心不惊,光明磊落,他们爱转就转吧。戴红套套的怀疑父亲是遵义“四一一”潜伏下来的头子,把父亲抓进了“监狱”。贵阳九中是省城“八一八”的总部,“八一八”和“四一一”都是文革中的造反派,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两派互相排挤,互相攻击,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四一一”战败,“八一八”成了贵州革命的主流。父亲被认定为“四一一”头目关押在贵阳九中,和几个“特殊罪犯”单独关在一起,学生课桌当床。父亲托人带信,我和大表哥送去了一床毯子。“八一八”的“首长”再三审问父亲,要父亲老实交代。父亲说:“交代什么呀,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为求一家人生计,逼迫来到这里卖臭虫药挣点钱,哪会是什么‘四一一’嘛,连‘四一一’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首长”见父亲不“老实交代”,恼羞成怒,拔出手枪“啪”地一下摔在桌子上:“不交代,这就是对付你的最好办法!”父亲虽然年轻,但他是经过风雨的人,在当地是有名的“朱皮匠”,又懂得一些道理,沉住气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的一再申明:“真的是农民,不信请打当地政府的电话询问。” “首长”在父亲身上软硬办法都使尽了,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最后只得通过电话证实了父亲的真实身份,才把父亲释放了。臭虫药没有卖出去一斤,父亲倒整整吃了七天的“牢狱”苦头。

带去那么多臭虫药,总得卖出去啊,要不然就亏大了。贵阳不能卖了,父亲只好带着我返回遵义,住在文化小学教书的幺外公家,我整天出去游逛,父亲走街串巷卖臭虫药,回来有幺外婆煮的热饭吃。半个月,父亲才把臭虫药卖完,终于结束了这一次不平常的经商经历。

背着月光抗旱

父亲虽然身体瘦弱,但他的脊梁坚韧而刚强,平凡而伟大。他凭手艺挣钱交副业,虽然不常干农活,但干起来拼命。

我家八口人,劳力少,挣的工分少,抢的粮食自然少了。缺衣少食的年代,缺粮断顿的事常常发生,除新米进来尝新和过年外,一年不容易吃上一顿白米饭,全靠苞谷磨面打大锤。几粒白米像稀疏的星星散在黄焖焖的苞谷面里,这是条件算好一点的,条件差的全是粘糠糠的苞谷面,吃起来满口粘,趁热吃还好,凉了像吞沙子一样刮喉咙。所以煮苞谷饭要讲究技巧,先用凉水调和,放甑上蒸,蒸熟后倒出来吹凉搅散,再上甑蒸,吃起来才柔和,受吞。青黄不接时能有这样的一碗苞谷饭吃就不错了,苞谷面都断了就只有吃蕨粑、红苕片或麦麸充饥。那种日子,同现在的宠物相比,差之百倍。

家中常缺粮,父亲很操心劳累。有块自留地,父亲挖翻泥土后秋季种麦子春季种苞谷,到了夏季和秋季就有收的了,关键时刻可以接济一下。那一年苞谷下种时,父亲铲了地皮灰做底肥,苞谷长势很好。这是自己种的,多产一粒是一粒。管理得好,苞谷苗有汤圆那么粗,毫不夸张地说,集体的两三棵都比不上我家的一棵大。抽穗挂包了,那包像怀胎妇女的肚子,一天天鼓起来。包越鼓得大,生长的苞米越多,丰收越有希望。可老天故意作祟,看着我家的苞谷长得好使坏招。妇女妊娠期需要营养,正在灌浆的苞米不但要求肥料充足,还需要大量的水分,老天爷不长眼,天天烧出大火烤,草都烤焦了还不下雨。父亲的心也被烤焦了,赶场回来走了三四十里路,顾不得疲倦,放下修补的挑子就往自留地跑。巴掌宽的苞谷叶卷成大拇指粗的卷,靠根部的已是一触即燃了。父亲心头的痛说不出来,他蹲在苞谷地边上反复抽烟,一包烟都抽完了,一卷接一卷的烟雾没有熏走他心中的愁苦。晚上天下凉了,晒热的地皮冷却了,父亲借着月光一挑一挑地挑茅厕的粪水淋。我刚长过扁担高,看父亲一人挑着挺累,也帮着挑。我和父亲挑接接担,我在茅厕里舀好挑到半路,父亲接去淋完,我又挑着空粪桶回来舀。茅厕粪水都挑干了,烤焦的地余热未尽,淋下去的粪水“哧”一下就见阎王了。卷了叶的苞谷褪去了绿色,变得灰扑扑黄蔫蔫的,那么多粪水灌下去也救不了它们的命,眼看着长得青翠茂盛、生机盎然的苞谷就要被天收走了。家里收的小麦快吃完了,望这块地的苞谷收了能接上缺口,可眼下……一大家人坐拢来,一开舀就是八大碗,一甑饭像漩地洞一样漩下去了,父亲鼻子眉毛焦作一团,吃不下饭喝不下水。

在那块自留地50米外的地方驻扎了搞建设的民兵连,一个连队有一个厕所,粪便排在露天粪坑里。可那是集体的,属于另一个生产队管理使用,有专人看管。看管的人是一个族里的,父亲称他二叔,他对父亲也很好。有一回给苞谷施肥还差一点,回家挑路程远,父亲给他讲明情况,在那粪坑里舀一点,他答应了,一再叮嘱不要多舀。那里面的粪好,父亲趁他没在,多舀了两挑,将这好粪每窝重复施了一些,家里那清水粪施十次也不顶一次。真的真不得,假的假不起,那粪施下去不久,苞谷苗傻了劲往上冲,特别壮实。父亲说,他这辈子还没有看见过这么粗壮的苞谷苗。

天还不下雨,夜深了,父亲突然叫醒我,我睡得昏昏沉沉的,问做什么,半夜三更的。父亲只叫我赶紧穿好衣服挑上粪桶跟他走。月亮早已过了中天,深一脚浅一脚的到了民兵连露天粪坑,父亲掷下粪桶,提着粪桶架一浪,打起了满满的一桶粪,再一浪,又打起了一桶,父亲轻声对我说,你挑去,我后面来。我才十五岁,能够勉强挑动一挑粪,家中就我一个可以帮父亲出力的男子汉,弟弟妹妹们还小。那不是水冲式厕所,全是小便和大便,所以那个味,隔着老远就熏人,让人恶心作呕。父亲一罐一罐的淋到每一窝苞谷的根部,我们又一挑一挑的挑进地里。经过苞谷林,苞谷叶在粪桶里刷一下,挑起臭熏熏的带粪便的沾到脸上、衣服上,甚至还挑到嘴里,臭得要命,像爆米花一样连声啪啪啪的往外吐,心中满是怨气。可看到父亲那样辛苦那样劳累,一鼓作气不声不响,想到一家人挨饿受饥,只好把怨气吞到肚里,帮着父亲坚持到底。第三天又是深夜,父亲又带上我来给苞谷浇粪。这一次,不是一窝一窝地淋,而是把粪挑到苞谷地里,挨着一桶一桶地倒,相当于拿粪水淹,让粪水慢慢浸入泥土里。父亲说,先淋在根部,再满地浇,就像人吃肉,不能一下子吃得太多,不然就会坏肚子,庄稼也一样,突如其来的灌那么多好粪,会呛着,不但苗长得不好,反而从根部发出一些不中用的嫩芽,消耗了肥效,还会减少收成。我们背着月光,挑干了一池粪,父亲走进民兵营房扯来自来水管,把粪池灌满,掩人耳目,然后我们才拖着一身的疲倦和一身的臭回家,好几天,身上还臭气远扬。

一个星期后,苞谷地披上绿茵茵的一层外衣,在阳光下发出闪闪的绿光,像铺上去的一层保护膜,顽强地抵抗了烈日的炙烤,快要被烤焦的苞谷苗回阴转阳,像一片翠绿的小树林。

那一年,我家的苞谷躲过了干旱的劫难,挂的包比谁家的都大,粒满籽壮,收成特别好,不但接济上了新谷,还以主打解决了一家人的饥饿问题,度过了难关。

打口粮官司

我和弟弟妹妹们都是吃长饭的,食量一天天在增加,家里分得的粮食可一粒也没有增。集体的粮食除了分给基本口粮,一半全凭工分抢,工分多粮食抢得多。我家基本上只有母亲一人出工挣工分,父亲交副业挣来的工分,不如一个妇女的工分多。农忙时一个大劳力一天挣的工分相当于父亲七八天的,工分少,抢的粮食不够一家人吃一月的。为了养活这大家人,父亲挺直了他的脊梁,扛起责任和担当,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来补贴家里的粮食短缺,为此还吃了一场官司。

家中自留地有一块三分多地的平地,土地肥沃泥色好,父亲把边缘的土垒成坎,放水打成田栽稻谷。这样,我家就有私有稻田了。只是水源成问题,碗口大一股水,从三华里远的山沟里流出来,沿途要经过生产队两百多亩稻田。这两百多亩稻田,全靠这比米汤还要珍贵的小股水灌溉,父亲造的这块田算是狗尾巴上的狗尾巴了。打田的时候,要等到天下大雨冒雨打田,或涨了大水过后才能打,因为新造的田打田时比熟田需要的水量还大,必须是水源充足,还要借生产队的耕牛,等生产队的耕牛空了才能动。为了抢时间,父亲提前打好了田,装满水把泥块泡软和,好栽稻秧。生产队的稻田栽完了,我跟着父亲找来剩下的稻秧来栽,不够就到外生产队去找,或是抽秧把。秧把是栽秧时一块田栽完了把手里剩下的散秧苗合成一把栽在田边,有的一块田有好几把,这是防栽下去的秧苗漂浮用来补缺的,父亲和我抽一些留一些,直到把那块新造的稻田栽满。

父亲要去赶场做他的修补活,挣钱交生产队的副业款和填补家用,把灌水的任务交给了我,叫我随时注意,不要让稻田的水干了,更不能因缺水让泥土干裂,缺了水再灌起来就难了,秧苗长不好,影响收成,如果断水,秧苗干枯,那就更没有收成了。我遵父亲的嘱咐,三天两头又去灌一次水,下雨天去看田坎被水冲垮没有。在我的精心看护下,稻秧长势很好,过了百多天,沉甸甸的稻穗弯着腰,父亲看了满心的欢喜。不单是管理得好,也可能是抢生的原因。庄稼都是这样,第一年种,会生长得很好,大概是营养充足,适合生长。几年过后,这种适合它生长的养分逐渐减弱,生长出来的苗尽管加肥料催,长势也要差一些。

开镰了,父亲、母亲和我,能参加劳动的弟弟妹妹都一起上阵割稻谷,看着金灿灿的谷粒,想到马上就会有新米饭吃了,高兴得把劲头全使出来,半个小时就把三分多地的稻谷割完了。母亲赶忙打开晒席趁天色好晒干,好早点碾出米来。碾出来新米,父亲叫母亲一粒杂粮也不要掺和,还特意在街上买了一只卤鸭,为我们改善生活,庆祝丰收。那时候割不到猪肉,食品站的猪肉是按量供应给居民的,农村人生了孩子可以凭证明割两斤催奶。父亲还打了酒来喝,抒发他抑制不住的心情

一家人正在高兴地吃着新米饭的时候,生产队长来了,父亲恭恭敬敬地递上一杯酒请他喝。父亲称生产队长幺叔。幺叔不领父亲的情,反而把眼睛瞪得比牛眼睛还大,脖颈胀得水桶粗。第二天,他把这事越级上告到公社书记那儿去了。

状告的理由是怀疑父亲私下叫保管员称了稻谷给我家。保管员和我家一头两屋住,是我的堂哥。父亲副业的钱没有交齐,队长给会计和保管员下令,我家的稻谷一粒也不能分。按政策,新的粮食进来了,每家每户人人都有基本口粮,保障基本生活。就因为父亲没有交齐副业款,没有得到一粒基本口粮,看到别人家吃新米饭,我和弟弟妹妹们伤心得不敢出门,龟缩在自家屋里吞清口水,母亲无可奈何,眼里噙满了泪水,倒是父亲沉得住气,像若无其事的样子,一句话不说。他抽了两支烟,然后叫上我,跑到自家的稻田去看,父亲围着稻田走了一圈,抓一把稻穗在手里掂了掂,父亲说:“割得了,走,回家拿镰刀割稻谷,明天就有新米饭吃了。”一听要吃新米饭,大家一呼齐整的就来精神了,都来参与收割分享快乐。队长看到我家吃的新米饭,不知道详情,一气之下官僚主义冲昏头脑,告到公社书记那儿去。

父亲胸有成竹对我说:“走,跟我打官司去。”

公社书记亲自断案。书记直截了当问父亲:“你家里的新谷子是哪里来的?”

父亲压住心头的火,心平气和陈述事实:“书记,天经地理,人长了嘴要吃东西,要填饱肚皮。我家里的新谷子是自己种的,队长他们都晓得。我把一块自留地改造成稻田,栽几窝秧苗收点稻谷,解决家里缺粮短顿的燃眉之急,难道我这有错吗?犯了哪家王法?他们无端的怀疑我与保管员勾结,这可是集体的粮食,要犯大错误的,这个基本道理我还是懂的,反倒是他们,忘记了党的基本政策,全生产队家家户户都分了粮食,唯独我家颗粒不分。家里早就断粮了,他队长是晓得的,早吃了两个月的救济粮,家中八口人,难道就看着活活饿死吗?好歹我家还有人出工挣工分,为啥不能分得一粒基本口粮呢?难道他们就忘了,书记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千万不能饿死人。’这个理,要请书记主持一下公道了。”

父亲赢了官司,造田改良土壤种稻谷自力更生解决缺粮消除饥饿的事得到了公社书记的表扬,反而把队长和会计他们狠狠批评了一顿,责令他们立即开仓称粮,决不能克扣每一个人的基本口粮,不能让一个人受饿。

书记鼓励父亲,号召大家以父亲为榜样,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农户,凡是能造田的地块尽量造田。于是,全公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田运动。

祖国逢盛世,国强民富,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物质条件丰厚,吃穿不愁,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只能成为一种淡淡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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