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学时浑浑噩噩 毕业时好像一直被时光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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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路小学,前身叫养正小学,后身也叫养正小学,这是烟台一所很有历史也很有名气的学校;本人,就是从那里毕业。

年代是实在有些远了,半个世纪又二十年。1949年春季,我从家乡来到烟台,在爷爷和父亲身边上学,上的就是解放路小学,插班三年级丙班。那时的解放路小学有东、西两个校门,家住大马路,穿过悦来里就是广仁路,西行不是太远就是解放路学校的东门。东门比西门狭小,其实是个便门。上课的时候关闭,下课前拉开门栓敞开门;木质对开的大门扇,紫红的颜色。

校内分两个教学区,中间有还算宽敞的操场相隔。南区是天井式拐角相连的教学二层楼,;北区是南边、西边拐角相连的教学楼,也是二层;东边一墙相隔是广仁路,对面好像是电灯局。低年级一、二、三、四在南区,高年级五、六在北区。上课的时候校园是寂静的,老师的讲课声,学生的诵读声,在外边一点儿也听不到,而下课,尤其是到课外活动,操场上便是一片喧闹。那时候小学生时兴玩小球,不知有多少支小球队混在一起对垒,抢一个小球。游戏规则是,同队之间传递,不要落于另一方手中;小球不得在手中停留,不能拿着跑,到手就得向外扔;跑动时需要运球。那叫一个热闹!彩色的小球在空中飞来飞去,满操场的大呼小叫:“这里!”“给我!”夹杂着英语单词:“here!”两个人撞到一起的时候经常发生,互相说一声:“sorry!”(不知从哪里学的)便继续奔跑窜跳,用不了多长时间便满头浑身的大汗淋漓。

学校每天有升、降旗的仪式,升旗是在上午上课前,列队在旗杆前边,注视旗帜缓缓上升,齐唱一支歌;旗帜升上去便各班带回教室准备上课,升旗时没有老师讲话。降旗是放晚学以前,同样列队在旗杆前边,看着旗手缓缓松放系连旗帜的细绳,也唱歌,降旗结束以后有轮值的老师讲话。讲话的内容大多是励志或者修养方面的小故事,很少有校务总结或者时政宣教;校务总结和时事政治报告之类是周会的内容,全校师生集中在大礼堂里。大礼堂在北院西排一楼。北院的教学楼至今还在,是文物了,不过围墙没有了,就那么敞开在街面——可能是为了游人参观?

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升、降的旗帜是“晴天白日满地红”,唱的歌是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的海洋
你是舵手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一定解放
……

后来,1949年10月1日以后,每天升、降的便是五星红旗了,唱的歌改成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组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
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

老师告诉我们,前边那支是暂代国歌,而后边这支才是正式国歌。以前升降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是旧“中华民国”的国旗,而今天的五星红旗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她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当家做主,站起来了!伴随着国旗和国歌的更替,那是一段欢腾的日子。全市大街小巷龙灯、舞狮的锣鼓此起彼伏,学校高年级的军乐队和腰鼓队也经常在全校的游行队伍前边精神抖擞,穿越周围的一些街道;低年级的小同学手拿印制的小小五星红旗,跟在后面呼口号,兴奋得心头撞鹿!

可能是从“养正”旧名沿传下来的,学校很重视礼貌教育,在校外,无论什么地方,遇到你认识的老师必须行鞠躬礼,可以打招呼问候,也可以不打招呼只鞠一个躬;老师微笑点一下头作答。

那时的班级干部除了正副班长、学习委员、体育委员、文娱委员、卫生委员以外,还有个社会委员,管辖班级各小组的课外社会服务。所谓社会服务就是包户每周一次利用放晚学的时间到学校附近所包军属家里去寻找零活干,譬如扫院子,打水,跑跑腿,陪老大娘拉呱进行慰问等等。这委员的差事我干过。刚被选上的时候不会干,只是每周做个统计:各小组给军属家干了些什么活儿,譬如扫没扫院子或者送没送垃圾,到井上抬了几桶水(那时还没有自来水),班会时照记录公布一下。有一次班主任在干部会上把我批评了一通:“你这委员好干,找个本子记数字,到时候念一遍就可以了。”,我委屈得不想干了,老师便让班长陪我把本班各组包户的军属(全班一共四家)挨家走访了一遍,还真发现了不少问题,譬如:有的组扫院子的时候胡闹,抡着扫帚玩打架差点儿把人家院子里的花盆给打了;抬完了水,水桶没归位,没扣好,就那么扔在院子里;有的军属家玻璃好长时间没擦;大门前没扫等等。从此改进了工作方法,不单纯统计数字,而是详细问情况,有时还去抽查。终于把社会服务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有的女同学发挥了天真活泼嘴甜的优势,哄得军属奶奶、大妈向她们兜里直塞糖。

记得学校大多数教室前边和后边有两面黑板(和现在差不多),后边的黑板是用来办黑板报的;没有后墙的教室(有窗户)那就要在旁边的墙上辟出一块地方办墙报(手抄纸页张贴)。办黑板报和墙报是个大事,少先队大队经常组织观摩。平时都是利用课余的零星时间更换内容,时间长短比较随意;但遇到要观摩了(预先通知),那便要花时间花功夫了,谁不想争个“好”啊!一般是用星期天,几个人“轻轻松松”地商量着“忙活”,中午各自带干粮合在一起交换着吃,趣味盎然;有时老师也来检查,带五香花生米犒劳我们。周一同学们返校后围在焕然一新的墙报或者板报前边看得津津有味,对于办报人来说,那是极大地成就感!

学校有一个合唱团,大约几十个人,一个胖胖的男老师教练,他弹钢琴,也回拉小提琴。有时他放留声机的音乐给大家听,片子转动着,他让大家闭上眼睛随音乐想象情景:山哪河呀广阔的大平原啊天上的白云等等。是挺神奇的,常了,音乐一响脑袋里便呈现出许多画面,随音乐的徐缓或急骤而变化。

解放路小学靠近海边,入学的同学全是走读,大多住在学校附近,利用中午去洗海澡那是难免的。学校对此好像并没强行禁止,倒是有的家长管得挺严。我就是被严格禁止的,其实,再严格也是禁不住的。总是借口老师要求到学校去午睡(趴在桌子上)而偷偷到海边洗澡。经常去的地方是学校东边广仁路路北基督教青年会背后,旧电报局门前那一片鹅卵石上,那里有一个不知什么年代修的地堡,一堆小光腚猴趴在一起晒够了太阳就下水去扑腾。扑腾够了抱着衣服到附近找一处“撅钩井”冲洗。不冲洗是不行的,裸露的手臂用指甲一划一道白痕,很容易被家长检查出又洗海澡了。

课程表上安排有阅读课,一周两个课外活动,连堂,这是最受欢迎的“课外课”。学习委员到了上这课的时候,就找几个人一起到图书馆去抱来几十本旧杂志,《小朋友》、《儿童世界》之类,分发给同学们,阅读过程中可以互相交换。于是许多故事、童话、作文便被印到了脑海里。不过也经常留下一些遗憾:一篇故事没看完却到下课的时间了,于是下一次便满教室去寻找上一周读过的那一本;有时能找到,有时这辈子再也没看到。

上四年级那一年,一只“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曲在全市所有大广播喇叭里回响,学校里课前课后也反复唱。听说六年级有的年龄大的同学要报名参加志愿军,低年级的同学对他们崇拜得不得了,可惜他们都没被批准,倒是一个教六年级的女老师在全校举行的欢送会上戴上了大红花。那是一个很文静的老师,用现在的话说,很淑女,不记得姓什么了——当时是记得的,因为她经常被以骄傲的口吻提起——我们学校的某某老师!

还记得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那已经是在五年级了——我和班长干了一架,我揍了他一个“乌眼青”,他打破了我的鼻子。我捂着鼻子跑到楼下教师课间休息室去找水洗鼻子,恰巧被副校长遇到了,她让人找来了那个班长,当场没收了我们二人的红领巾,让我们到班主任那里去取。班主任找我们了解情况,我们二人各说各理指责对方,班主任不愿听,让我们回去各自想自己错在什么地方,然后再来。具体为什么事情不记得了,过了两天气消了,也感到光着脖子不好看(被开除了少先队似的),便一起去老师那里互相认了错,领回了红领巾。后来我们俩倒是成了好朋友

时光过得风快,从三年级入学到六年级结束,学习上没觉得吃甚么力;刚入学时浑浑噩噩,跟着感觉走,毕业时也好像一直被时光推着,该怎样就怎样,没费大劲儿;但现在回头想想,那几年的时光,恰恰是从儿童迈向少年关键时刻,起码,六年级离校时已经有了自己在学习上的兴趣指向,对一些社会事情,也有了自己稚嫩的看法,起码知道关心国家大事了,记得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是找家里订的报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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