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壁上的笔意书情聚合成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颗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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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江边,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成片成片铺开。年幼的我躲在岸边树荫底,一块块翻起半浸水的石头,很容易捉到小螃蟹、小黄鳝和小虾。汗珠流下额头遮住眼睛,抹一下,抬起头,眼前是群峰浮水,玉碧罗青——这一幅记忆里不可更动的图景,是我家。

一个人,通常不太会主动去关注自己家里的各处细节。某件家俱是什么来历,某件摆设有什么讲究,某一扇门上怎么缺了一个角,与我们日常的起居有什么关系呢?它们从来就是那样,从来就在那里,不需要我们去追根究底。

所以,那次在西安讲学,听到陕西师大的同行说:“早有‘汉碑看山东,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一说,你们桂林的碑林里可有不少宝物!”我才会大吃一惊。“桂海碑林”,这几个字作为一个固定词组,熟到不能再熟,可我真不知道这件故园中的老古董在中国文化史上如此被看重。此时,我飘洋过海,蛰居番邦,离开桂林已经超过二十年。

于是那年从西安回到桂林,老友问我想要去哪儿?啊,答案已不用想,自然是“桂海碑林”。

1、 磻溪钓鱼人何处

从座落在龙隐路的大门踏入“桂海碑林”,我首先看到的不是高处的摩崖石刻,而是地上的一道小沟。沟里没有水,斑斑点点,布满干干净净的苍苔。绕过山崖、桂树、榕树,两旁杂生着菖蒲、翠竹;串起小桥、亭台、石凳,沿着视线的延伸,在园内弯弯曲曲。

“流觞曲水!”我惊呼。从前只能从旧书页里想像,此刻分明在眼前。

“是啊!从来没见过,居然这里就有!”同来的人也惊叹。他也是桂林人,也是文学专业出身,也长年在外地工作,也是第一次到碑林。啊,看来不识桂林真面目的桂林人,不止我一个,或许,远不止我们两个。“不知是什么年代建成的?”他问。

附近没见文字说明。也不用再费心考证了,就定义为老早有的吧,久远到年迈的褚遂良,到桂林来当父母官。这位初唐名相,与长孙无忌同受唐太宗遗诏辅佐高宗。只因认为武媚娘出身微贱,不堪为一国之母,为这个新生王朝付出的半生血汗都被一笔勾销。他用额头磕出来的鲜血,敌不过高宗对这个女人的信赖,只能黯然离开长安。我心里宁可相信,这一道曲水两边,那时曾有八方俊彦会聚,把酒吟诗,谈笑风生,用他们真挚的友谊和旷达的情怀,宽慰过这位暮年失意的老人。

往碑林深处去,龙隐岩、龙吟洞,岩壁上,历经千百年累积的摩崖字画到处都是,楷、草、隶、篆各有不同,内容庞杂。褚遂良是初唐的书法大家,可惜没在这里留下墨迹,最早的唐代碑刻,是张浚和刘崇龟的《杜鹃花》唱和诗。

唐朝的这个“张浚”,并非后来南宋的那个既力主抗金,又忌惮岳飞的张浚,却也是一代名相,史书上更多称他为“张濬”,有领兵平定“黄巢之乱”的大功。据说,他在桂林的短暂日子里,住在龙隐洞前的小东江畔。不知他有没有想起过他的老前辈褚遂良?他们两个人都曾两朝为相,一度位极人臣,获罪之后都被贬到了桂林,而且抵达桂林的时间都在春天,人生际遇有若干奇妙的相合之处。

他们各自看到的桂林春色,前后相距整整两百三十七年,期间一去不复返的不仅有光阴,还有大唐帝国新生的朝气蓬勃、昌盛的繁荣兴旺。

那武媚娘尽管泯灭了褚遂良的功绩,却没有毁灭他为之操劳了一生的民利民生。她先为国母,再为国主,几十年“政由己出,明察善断”,主张“家足人足,则国自安”,大唐国力在她治下持续稳定地发展。褚遂良即便晚年折戟沉沙,最后客死越南,一生虽不无遗憾,毕竟没有留下丧家失国之大恨。

唐末的张濬没有这么幸运。他辅佐的两任皇帝,僖宗生在深宫之内,长于宦官之手,除了斗鸡赌鹅打马球什么也不关心,年纪轻轻暴病而亡。他一母同胞的弟弟,继位的昭宗,倒是“为人明隽,初亦有志于兴复”,可一头有朝中宦官骄横跋扈成性,一头有各地军阀尾大不掉,张濬立志为他重建帝王的威权,企图以乱止乱,结果却是按下了葫芦又浮起了瓢。昭宗大顺元年(890年),张濬率军讨伐长期割据河东的大军阀李克用,惨败,弃师逃回长安。次年被罢相,连遭贬谪,来到桂林任桂管经略使。

乾宁元年(894年)的早春,张濬在“山居洞前得杜鹃花,走笔偶成”那天,很可能已经得到了新的朝廷诏令,把他再贬为绣州(今桂平县)司户参军。他写下这首小诗,作别来接替他的周元静,同时抄送一份寄到广州给他的老友,岭南东道观察处置使刘崇龟:幄中筹策知无暇,洞里春花别有珍。独酌高吟问山水,到头山景属闲人

张濬看到的杜鹃花,很可能不止一株两株,而是一大片。书上说,从前小东江两岸“遍植”杜鹃,“也许是野生的,红杜鹃,”我沉吟。“小时候每年春游去尧山,那些杜鹃全是野生的!”

“嗯嗯,”老友附和。“我外婆家在芦笛岩后山,春天里红杜鹃满山都是。”

那时的我们,在新春的山坡林间嬉闹奔跑,大把大把摘花。跑过一片漫山遍野,还有一片漫山遍野,摘也摘不完。花丛间,厚厚的松针上有枞树菌,石缝里挤出了一排排新笋,那边山脚下还有盛开的桃花啊……我们的笑声叫声在蓝天下回旋,年少的,一望无际的欢乐与纯真。有时会见到深紫色的野牡丹,或者粉紫色的杜鹃。有一回,我发现崖壁上斜斜地生着一株深黄色杜鹃,惊喜得尖叫。那个当即爬上去摘了来给我,被嶙峋的岩石划破了腿的小男生呢?如今想必也尘满面,鬓如霜的了,不知他是否一直在桂林?

张濬可比我们斯文太多了。他独自一人携一壶酒,徜徉山前、水边、花间,抿一口酒,想起被家事国事天下事捆绑在帷幄之中的友人,调侃:看看,你们没有我这个闲人的福份吧?——此时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的张濬,真如《旧唐书》里的描绘,“倜傥不羁”。

他自以为是个忠臣,是昭宗试图振兴李唐皇室的希望,所以尽管被一贬再贬,也并不沮丧。深知朝局情势的刘崇龟,也因此才会用同样洒脱轻松的语气相和:碧幢红苑合洪钧,桂树林前信有春。莫恋花时好风景,磻溪不是钓鱼人。

史称刘崇龟“工书画,性廉洁”,他镇守南海期间留下“换刀捉真凶”的故事,是中国古代刑侦史上有名的“以假取真”案例。《全唐诗》里留下的他的诗作,只有这一首。他在诗中把张濬比作磻溪边垂钓的姜子牙,敦促他不要耽于漓江边的好风景,应该回到皇帝身边去主持朝局了。和诗前面有一段序言,“伏蒙仆射相公许崇龟攀和杜鹃花诗,勒诸岩石。伏以崇龟本乏成章,矧恐绝唱,徒荷发扬之赐,终流唐突之爱,将厕庭觐,光叨荣被。谨次前韵兼寄呈桂州仆射。”可见张濬“走笔偶成”之际,寄送给刘崇龟之前,周元静已经安排了将士郎前守、监察御史张岩将二人的诗句书刻上龙隐洞的岩壁。

诗文唱和,“勒诸岩石”,何等风雅!桂林的石灰岩壁留下了这一段风雅故事,支离破碎的唐末社会也注定了这几位风雅之人的厄运。数月之后,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安州(今湖北安陆)防御使家晟与指挥使刘士政、兵马监押陈可墦率三千兵马奔袭桂林,周元静为乱军所杀。又数月,刘崇龟病故。张濬被昭宗召回长安,官拜兵部尚书,领天下租庸使,虽然比他们多活了几年,也没有姜子牙的时运和机遇。黄巢之乱给国家社稷造成的结构性创伤,远非个人的力量所能抗衡,唐朝覆灭的大势已无法逆转。到梁王朱温挟持昭宗谋篡立,对那些忠心李唐的文官们颇为忌惮,派人暗杀了当时已经致仕的张濬于洛阳家中。

从褚遂良到张濬,以及在他们生前身后往来于桂林的宋之问、张九龄、柳宗元、元结、李商隐、李德裕……多少一代风流人物的生命理想与功业都被雨打风吹去,只有他们留在石灰岩壁的诗文字句,成为一部石刻历史长卷的首篇,述说八桂文事书风的传承与积淀,独特与深远。

2、 龙隐衔杯记曼卿

桂林市中心的叠彩山下,有一条小巷子,叫做“芙蓉巷”,巷口的9号曾经是一栋两层小木楼,我在楼中出生、长大。周围从未有过出淤泥而不染的水芙蓉,或者朝颜夕改的木芙蓉,不知巷名从何而来。龙隐岩前后,也没有任何一种芙蓉花,只在岩壁上清晰地留着芙蓉花主人的真书大字,“颜筋柳骨”(范仲淹语),笔风沉着雄逸。

石延年,字曼卿,为人爽直讲义气,“遇人无贤愚,皆尽欣欢” (欧阳修语)。所以上至文人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舍不得他英年早逝,让他“生而为英,死而为灵” (欧阳修语),去掌木芙蓉花,成为民间传说的诸花神中的唯一男性。《宋史》记载他“为文劲健,于诗最工而善书。”尽管生来不会考试,“累举进士不中”,并未妨碍这块天生真金烁烁生光。自从唐才子李贺写出那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不知有多少文人雅士以此为上联,企图对出下联,结果都只能和司马光一样摇头嗟叹“奇绝无对”。这个石延年偏有本事迸出一句“月如无恨月常圆”,词性、声律都与上句两相联配,且同样意境深远,情感强烈。单凭这一个对句,石延年已足以傲视宋初士林,何况他之“落落可奇”远不止于此。

“《梦溪笔谈》里提到过的,那个很能喝的石延年!”同行的人笑。

石延年不是一般的能喝,是“喜豪放剧饮”,连高唱着“爱酒不愧天”的李太白遇上了他,恐怕也只能望其项背叹气。李白与酒友相聚,“会须一饮三百杯”,就算“三百”是实数,也不过一“杯” 一“杯”再接一“杯”而已。石延年与朋友对饮,那可是论“坛”喝的,要么喝一天一夜面不改色,要么喝到实在没酒了,兑上醋再继续喝。李白携一壶酒,喝倒了小睡一觉,“醉起步溪月”,不失潇洒浪漫,也不失风雅。石延年则倒在马厩附近又脏又臭的茅屋边,无日不醉,借着酒劲浑身上下扪虱子,直接把斯文拿来扫地。他还有各种喝酒的古怪讲究:披头散发,赤脚戴着枷锁喝,叫做“囚饮”;爬到树梢间去喝,叫做“巢饮”;用芦席麦秆把自己从头到脚裹上,久不久间伸出头来啜一口酒,再把头缩回去慢慢品,叫做“鳖饮”;夜里故意摸黑喝,叫做“鬼饮”;喝完一杯爬上树歇一会儿,再下来喝一杯又爬上去歇一会儿,如此反复,叫做“鹤饮”……历史上豪放不羁,好酒善饮的诗人不知凡几,而石延年的状态之奇,足以冠领古今中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安仁’,”我说来也忍不住要笑。一个大男人,要自信——或者自恋——到什么程度,才会给自己用“安仁”为字?那可是潘岳的字啊!石延年肯定觉得自己不论是酒量、才情、气质还是颜值,都和那个千古第一美男子有得一拼。不知当年他在开封街头转一圈儿,是不是也曾招惹得满大街的女人都惊叫,争先恐后给他献花献果?

当然,自古好男儿志在四方,花啊果啊女人啊,并非潘安仁或石安仁关注的重点。潘岳生活在晋惠帝的时代,适逢“八王之乱”前夜,人民饥馑流离,朝局混乱不安。他的人生每况愈下,官越当职位越差,最后被诬告成谋反罪处斩,祸连三族。石延年则幸运得多,他遇上了大宋朝“以文立国”的鼎盛时期。他早年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于宋仁宗,虽遭太后贬黜,却获得仁宗后来的信任。石延年曾巡视河东考察边事,绘制过大量边防地图,极力主张联合回鹘,整顿边防。他和范仲淹都是很早就对辽国和西夏心生警惕,具有远大战略眼光的宋初良臣。只可惜他酗酒太过,早已酒精中毒。仁宗赏识他的才华,命人劝他戒酒,不料反误了他的性命,时年仅四十七岁。

北宋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六月十七日,范仲淹、石延年、赵宗道、宋祁等十六位文人名士齐聚于魏介宅中北轩,为即将前往嘉兴为官的叶清臣(字道卿)饯行。酒至半酣,石延年即席提笔,记下了在场诸人的姓名,是为《饯叶道卿题名》。石延年的书法造诣相当高,范仲淹曾盛赞他的墨迹“往往落人间,藏之比明珠。”这件题名的绢本原件,当时由在场人之一的宋祁收藏。

石延年的书法真迹传世极少,时至南宋,已很难见到。当宋氏后人打算将这幅题名赠给赵宗道的曾孙赵思,赵思不敢接受,只延请高手临摹了一件副本留存,将真迹送还宋府。若干年后赵思再次造访宋府,询知原件已不存,担心先贤故事和石延年墨宝终将不复为后人所见,于是将副本寄到桂林,请他的同僚朱希颜,刻上桂林的山崖石壁。

当我们站在此处仰望,《饯叶道卿题名》虽是摹本,毕竟得以窥见石曼卿笔意的神韵,弥足珍贵。“‘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后世之名。’”同来的人念起欧阳修《祭石曼卿文》中的经典名句,感慨:“如果欧阳修早知道有这幅石刻存在,祭文或许会是另外一种风格?”

如果……如果碑林里种上几株木芙蓉多好!让那个肉身已“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北宋奇人,年年随花魂来到甲天下的山水间,与他的老友们一起,痛饮三花酒,再传白玉杯,“独对春风舞一场”。

3、 灵根偏与石相宜

遍布桂林小巧的石灰岩峰岭,多壁立高崖多溶洞,山体稍加打磨便可以提笔挥毫,勒石篆刻,于是诗文墨迹都与山水同在,与日月共存。赵思深知喀斯特地貌的这一点优势,因为他曾经代替无法到任的朱希颜,履行广南西路转运判官兼经略安抚使、知静江府的职责,驻守桂林三年有余。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二月,朱希颜抵达桂林就任,这是他第二次为官桂林。朱希颜,安徽休宁人,进士出身,在广西任内 “讲究盐策,上便宜事数千言,革客钞科抑之患,”又加固桂林城坊,整治兴安灵渠,“广右民赖以安”,颇有政声。此公为人也豪爽厚道,否则赵思怎么敢将时人“宝为神物”的那件石曼卿题名摹本托付给他?

“朱希颜,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呢?”同来的人纳罕。

啊,自1952年安徽休宁考古发现朱氏夫妇合葬墓,出土随葬金银器物三十余件以来,这个名字在全国的曝光率很高。不过老桂林人对这个名字的熟悉,并不仰赖那些价值连城的玉带金盘玛瑙杯,只因为“朱希颜”三个字太常见,桂林市内各处山崖洞壁留下他的摩崖石刻有十六件之多。

芙蓉巷口,我家小木楼的北窗,正对着叠彩山的明月峰顶。我们从小在层层横断的山岩上爬来爬去,摘野果挖竹笋捡雷公菌,只把这座山叫做“风洞山”。山腹那个四季生风的岩洞南北对穿,前后开敞如厅,中间仅能过人,岩壁上就刻有朱希颜的《携家访叠彩岩题诗·并序》:“不到越亭久,榴花今几红。江流寒泻玉,山色翠浮空。百越薰风里,三湘夕照中。行藏仗忠信,六合本同风。”

朱希颜重返桂林之后的那个五月底,榴花初照眼,他携家人登临叠彩山。“下临江流,清风时至”,阔别两年多的江流山色宛然如昨,而他已成为广西最高行政长官。于是颈联从眼前实景转到想象中横百越、跨三湘的薰风夕照,那是他治下的辽阔地域,更是他要为之谋福祉的百万生民。诗情顺势而下,归结出慷慨而厚重的尾联:“行藏仗忠信,六合本同风。”

“忠信”,是朱希颜的立身之本,为官之本。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中秋,朱希颜第一次为官桂林期间,才会挑选了他的老前辈,北宋仁宗朝名臣梅挚的《五瘴说》,摘要删减,书刻在龙隐岩口醒目之处,成为他在桂林留下的最早一件摩崖石刻。梅挚曾官至龙图阁学士,因而朱希颜将这件石刻题名为“龙图梅公瘴说”,通篇隶书,结构匀称,章法整齐,笔势周正端庄。宋代书法,以行书为主流,朱希颜选用隶书,请一位名叫石俯的布衣书家来表现,只为让书刻与内容相得益彰,其用心委实良苦:

“仕有五瘴: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帏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殒,虽在毂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谬乎!”

梅挚的《五瘴说》作于他谪知昭州(今广西昭平县)期间,原文字词与朱希颜刻本略有出入,但文意完全相同。梅挚平生“清慎好学”(欧阳修语),才智敏捷,秉性光明磊落,为官“执事骨鲠”(苏轼语),嫉恶如仇,是北宋深得人心的政治家。自然界的所谓“瘴气”,指南方湿热的原始山林中,因积骨腐叶经年堆积而产生的毒气。古代的岭南一带,地僻人稀,经济落后,长期被朝廷作为贬谪官员的流放地。中原人到此不服水土,常碰上“蒸郁为疠”的岚烟氛雾而病倒,甚至死亡。传说中的岭外毒瘴,又以广西昭州为甚,乃至于昭州被“士大夫指为大法场,言杀人之多也。”但在梅挚看来,对一方百姓而言,自然界的瘴气诚然可怕,地方官贪赃枉法,横征暴敛,腐化堕落的“五瘴”危害更甚。

从《五瘴说》成文,到朱希颜题刻,其间经过了150多年。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金人之手,而国家机构持续膨胀,统治阶层的腐败有增无减,各种社会危机一日重似一日。国力衰颓,民不聊生,偏安一隅的赵家皇室却还要往死里折腾。

南宋绍熙朝的皇帝宋光宗,体弱多病不能理政,又是出了名的惧内,任由皇后李凤娘在朝堂上一手遮天。这个李凤娘,中国历史上顶级悍妇、妒妇兼毒妇,其邪恶远胜于此前的吕雉和武媚娘,或者此后的叶赫那拉氏。她既无治国之才,更无安邦的兴趣,只知道独霸后宫,一方面纵容娘家人升官敛财,另一方面伙同宦官千方百计离间光宗和太上皇孝宗的父子关系。绍熙五年六月,朱希颜携眷登叠彩岩题诗之后没几天,太上皇宋孝宗病逝。光宗受李凤娘挑拨,拒绝主持丧礼。朝野内外一片哗然,喧嚣数年的“过宫风波”终于酿成宫廷政变。赵汝愚、韩侂胄等人在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下拥立宋宁宗,光宗被尊为太上皇,却对所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

这一塌糊涂,怎一个“乱”字了得!而长江之北,金人铁骑时时刻刻虎视眈眈,公忠体国的一批正直大臣如朱希颜者,怎能不忧心忡忡?!他的跋语接续梅公的满怀忧虑与愤懑,怒斥醉生梦死的官场:为官者一旦染上梅公所说这“五瘴”,必遭人神共愤,“虽畿甸之内,死所不免”;若能远离“五瘴”,为民谋福,也不用恐惧被什么恶疾害了性命,“则命不系于天,系乎人也。”朱希颜紧接着现身说法,强调自己身在人们望而却步的所谓“瘴疠之乡”多年,毫发无损,只因身上没有上述五种人为“官瘴”,归结成一句犀利的追问:“然则岭土能瘴人耶?亦人自为瘴耶?”

到底是岭外的水土瘴了人,还是人自为瘴?!这犀利的一问直捣官场贪腐之风,真有金石之声,余音数百年不绝。清光绪年间,梅挚的同乡,成都新繁人吕子丹派人专程到桂林拓印《龙图梅公瘴说》,并将拓片送给了龙藏寺当时的住持方丈,晚清著名诗僧堂大师。堂方丈认为梅挚其人其文令人钦仰,“至朱、石二公之跋与书,允称双绝,”便命人将《龙图梅公瘴说》复刻于龙藏寺碑林,并亲自撰写跋语,述及这件石刻返回梅挚故里的原委。后来,新繁知县段莹又再复刻于当地东湖李德裕石碑像的背面,并作诗以记其事。

从桂林到成都,从桂海碑林到龙藏寺碑林,这一件石刻的内容广为世人传颂,被奉为“官家药石”。梅挚的刚直,朱希颜的忠信,他们关心民瘼,努力革除地方弊政的作为,堪为后世垂范。“然则岭土能瘴人耶?亦人自为瘴耶?”数百年日升月落,岩壁之上的题刻栉风沐雨,宽博方正依然,而种种“官瘴”兀自在人间滋生繁衍难灭。今日读来,犹能切中时弊,警策人心

桂海碑林中,不乏珍品、孤品,还有不少从未被收录过的佚文,都是在中华文学、史学、书法艺术的宝贵遗存。摩崖品题,绝大多数即作、即书、即刻,不折不扣的最原始版本,其可靠性毋庸置疑。仅就文献价值而言,已是传抄中屡见讹误的纸本文献所不能匹敌。唐代韩云卿的《平蛮颂》、《舜庙碑》,宋代蔡京的《元祐党籍碑》,洪迈的《高州石屏记》 、米芾、 程节《酬答诗》……等等,单是北宋李邦彦所题“龙隐岩”三个榜书大字,已足以勾连从北宋末年一直到元末的历史风烟。

“‘游山如读史’啊!在这里面转一圈,还是很震撼的,”同来的人感慨。“以前对‘桂林文化城’的认识,只停留在抗战时期,没想到可以追溯到那么久远。”

可不是!“暮归惭愧山头月,照我骎骎两鬓霜。”踏着朱希颜留在桂林的这最后一件石刻,《泛舟过龙隐洞小酌题诗并序》的平仄余韵,我们也穿过了龙隐洞腹。

眼前骤然一亮,视线沿小东江展开去——群峰倒影,玉碧罗青,我记忆里不可更动的故园风景这样熟悉。而我,要到离家去国数十年之后再回来,才懂得桂林山水之“甲天下”,并不仅仅因为江似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自然秀丽,更因为岩壁上的笔意书情,吉光片羽,聚合成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颗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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