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是支撑起民族商业大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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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两千年多的封建史,同时也是世界上封建社会延续时间最长的国度。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这片市场上的经济之花迟迟难以萌发。但事实上,中国社会一直就不乏商人的足迹。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支撑起社会框架的是四类人,分别是士农工商。以读书人为主体的"士"阶层掌握着文化导向并操控着以儒家文化为载体的政权。其次是拥有土地或者是被士绅以土地契约控制生产自由的农民。‘"工"是从事普通劳动的手工业者的总称。和农民虽然职业分工不同,但本质上都是重气力劳动者。勉强可以和农民划到同一阶层。

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是以生意人为代表的"商"群体。由于当权者需要大量粮食供养军队以及他们打仗时所需粮草的政治目的,农业成为他们立国的根本。鉴于商人这一群体流动性大,投入少,收益颇丰,引导百姓纷纷效仿,使得大片田地荒芜。税粮一旦锐减,严重影响了一个封建政权的正常运转。

当权者为了巩固地位,推出了一系列惩治商人的政策,这个政策被史学家称为"重农抑商"。从此"无商不奸"成为了商人的代名词。他们历尽艰辛,绞尽脑汁的挣钱,却被当权者恶意诋毁变成了不择手段。当然确实有一部分人为了利润不择手段,但大部分商人有了积蓄,都想着用手中的钱去做更大的事情

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广东(珠三角和潮汕)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是为十大商帮。

说起商人,就不得不说一下商帮。商帮是一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商人群体,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商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他们不仅要经历由经商所带来的艰难险阻,还要忍受历代当权者的无情打压。为了自保和利益的需求,所以他们只能联合起来,互相扶持,于是就产生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十大商帮。

这其中以四大商帮最为有名,它们分别是有"国商"之称的秦商;有"儒商"美誉的徽商;以"票号业"闻名于世的晋商;有"海商"和"民商"双称的潮商。他们的经营理念虽然不同,但由其本身所衍生出的商业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用满腔的热血在先后几百年的时间里,共同浇筑完成了中国商业的康庄大道。

秦商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商人抓住秦国横扫六国的政治趋势,加之当时的诸侯六国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他们积极运作以商求富,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两汉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逐渐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唐朝时期,中国的国力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鼎盛。秦商以"帝都商人"的雄姿,在大唐帝国的广大区域内纵横捭阖,将大唐商人的雄姿展示在了全世界的面前,并以摧枯拉朽的气势迅速形成了第三次,也是最辉煌的一次经济高潮;明清时期,秦商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却能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乘势而兴,形成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经济大发展浪潮,并垄断中国东西部贸易通商达500年之久。那条凝聚了无数人艰难心血的茶马古道很好的诠释了秦商走过的路。

在明清两代,中国的商人一直都梦想着走出国门,可被当时的统治者们圈在了"一亩三分地里""。尤其是晚清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过两个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商帮,那就是有名的"徽商"和"晋商"。它们一南一北,纵横捭阖,共同汇聚起中华民族的商业大道。

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徽州民间有这样一则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自小走出家门,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

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归乡。这就是徽商的可贵之处,他们往往受到挫折,并非是一蹶不振,而是越挫越勇。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明朝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从此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所以民间才有了"无徽不成商"的美誉。

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一是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品位。二是较高的文化素质还成为了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三是也让他们养成了"以儒驭商"的良好的商业品德。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凭借自身实力往往能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和举族经商。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

在中国这个以儒为尊的国度里,披着“儒”衣的徽商可以与当时的政府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但徽商这种喜欢和官府打交道,并热衷于做官的"官本位"价值观是导致徽商衰落乃至消亡的最根本原因

当年李渊起兵太原,而一举攻克隋都长安。随后李世民又东征西讨建立唐朝。李唐立国后以始发地太原为北都,晋商既发迹于此。

古代最有名的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武士貜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士貜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援助,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

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公元996年当时的统治者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马可波罗行记》里面有过记载"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还有晋商善于由小做大,晋商商帮中的大商人绝大多数出身贫寒:渠家出身于小贩,王家始于做豆腐,乔家起于卖草料。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

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当时在山西境内就流传着"一二流的人去经商,三四流的人才会读书入仕做官"的说法。

几百年来,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晋商首创了票号,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直至如今还流传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

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晋商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清代晋商衰落的原因令人反省深刻,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初晋商为明朝统治者在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第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第三,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山西商人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所以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制的机会

第四,晋商与俄商的茶叶大战中,清政府为了遏止日本在东北的势力渗透,奉行了"引俄制日"的政治策略。使得俄商在俄国和中国境内肆无忌惮的打击晋商。而晋商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却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的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这不仅是旧时代的悲哀,同时也是满清王朝行将没落下晋商的最后一曲挽歌。

从历史上看,潮商未曾像徽商和晋商那样称霸中国商业,但在世界商业史上,潮商的全球性声誉,则远比晋商、徽商响亮的多。

潮商形成了唐朝后期,宋元明清时达到了全盛时期,是近现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商帮。潮商与晋商、徽商等红顶商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有一种"亦盗亦商"的身份。

明清两代实行严厉的海禁,让依赖海上贸易的潮商失去了经济来源,再加上内地对暹罗大米的巨大需求,让不少潮商铤而走险,走上武装船队对抗政府旧势力的道路。他们用血泪和汗水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征程,并谱写出了一部向外拓展、兴业友邦的华侨奋斗史。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潮商的海洋个性,广大的海域更是浸染了潮商敢打敢拼、用于开拓的海洋特质。他们是中国的民商和海商,是一支具有世界性的商业群落。

在广东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话"出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而潮水最大的特点就是守信,这也是潮商成功经营之道的最大特点之一。

潮商由于地理环境而形成"重贩运"的特点,使得他们在海上经贸与海外移民上有着傲人的成绩。潮汕商帮的崛起与成就除了得益于工商贸易外,潮汕商人的刻苦耐劳、冒险进取和倚重地缘、血缘社团的习性,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因素。

与其他商帮最大的不同就是,潮商的影响是国际性的。目前全球潮商超过1500万人,三分之二在潮汕以外。全国百富榜中潮商和浙商占比最大,香港、泰国、新加坡首富及欧洲、加拿大和澳洲的华人首富均为潮商。光是在泰国潮人就达到500多万,甚至掌控着泰国的主要经济命脉,并在政治上发挥着巨大作用。上世纪初,便被泰国国王誉为"东方犹太人"。

近现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这些商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融合。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才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继续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最关键原因所在。

说起中国的商业,有三个城市是绕不开的。一是有着"千年商都"美誉的广州;二是享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三是号称"东方好莱坞"的香港。

广州古称岭南,在两汉魏晋以前,是一块不毛之地,是旧时发配流放犯人的地方,到这是来的犯人十之八九很难生还。当年五胡乱华,大批的汉人纷纷南迁。据说,生活在广州一带的客家人正是秦始皇的后裔,后来民国时期他们的很多人为了躲避战乱,举家迁入秦岭腹地,算的上是认祖归宗了。

两宋时期,虽然军事上常常失利,但经济却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交子",这和当时宽松的政治氛围有关。南方在当时由于水路发达海运畅通,与之关联的商人及其所属的商品也能在各种商业活动中"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逐渐取代了北方的农业和畜牧业,成为了中国商业经济的中心,广州是沿海的龙头城市,也是当时南方首屈一指的经济重镇,商业的繁荣也使广州是从那时起就有了"中华商都"的美誉。

虽然广州在明清时期受到当权者的压制,但它仍是当时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也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广州十三行"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广州在近代社会,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上海简称"沪"或者"申",在中国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商业地位。它地处长江入海口,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江南传统的吴越文化与西方传入的工业文化相融合在上海这个地方形成了特有的海派文化。

上海真正腾飞是在近代社会,1843年后上海成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并迅速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当是就有"魔都"、"东方巴黎"之美称。即使是现在的经济规模及奢靡繁华都很难望其项背。不仅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西方列强在亚洲的商业交易中心,还是联合国曾经的选址地之一,更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可比肩当时美国的纽约、俄国的莫斯科、英国的伦敦、日本的东京等国际化大都市

香港原先是一个小渔村,在鸦片战争以后由清政府割让给英国,后来英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控制整个香港地区。英国人先是移山填海,在上面设埠建市,再是吸引大批的商人及手工业者前来进行商业活动,再是后来由于战乱和饥荒,迫使很多流民纷纷逃难到此,逐渐形成了现在香港的城市格局。

20世纪后半叶,香港的经济一路高歌猛进,在回归中国之前,一直都是亚洲的金融商业中心,与之齐名的有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这其中房地产、娱乐业、纺织电子业是撑起香港经济的三大支柱。

那个时期在香港涌现出许许多多享誉全球的实业家。朝鲜战争时期,霍英东冒着危险给大陆政府运送橡胶、石油、棉纱等军用物资,大陆政府授予他"红色资本家"的称号,后来他更是耗费巨资推动中国的体育事业;郑裕彤以珠宝起家,由他投资修建的新世界中心、丽晶酒店、中国大酒店、会议展览中心等都是香港乃至内心的地标性建筑,人们也送了一个叫"鲨胆彤"外号给他。;李嘉诚以人过的胆量和气魄,和新旧商业势力较量,一举奠定了他亚洲"商业超人"的地位。进入新世纪,他更是与大陆政府合作(中国政府斥资700亿,李嘉诚个人投资300亿)打造了比上海港还大的防城港码头,防城港也被誉为中国港口中的"巨无霸")。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商人开始放眼看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商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商人鉴于中国外敌环饲内政不举的状况,提出了"实业救国"的设想。当时虽然商行企业林立,但所有的商人几乎都在为积贫积弱的中国谋取一条出路。他们有的人革新了商业运行模式;有的人用自己研发的新产品成功抵制了洋货;还有的人倾尽家财也要和洋人一较高下,他们都无愧于"民族脊梁"的称号。但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和落后的思想观念沉重的遏止了商业的发展。大批的优秀商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打击下,几乎是消耗殆尽了。中国的商业从此一蹶不振,那些残存的商人也在艰难困苦中摸索着中国社会的出路

新中国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商业在中国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商业活动成井喷式发展,大批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为了农场主、企业家、资本家,他们用原始积累的方式拱卫着中国经济的长城。农民工就是支撑起民族商业大厦的基石。

在未来的"经济革命"大趋势下,无数中国儿女以无与伦比的激情去建设我们的祖国,泱泱中华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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