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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燃烧我是在他的照片挂上黑纱的时候认识他的，他叫张玉胜，定兴县教师进修学校的讲师。
人们在歌颂教师的时候，往往把教师比做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他的一位同事含着眼泪讲到他的最后的燃烧，我的心被灼得隐隐作痛。四月二日，星期日。这是张老师给进校中等师范函授班上课的日子，下午有他的课，中午十二点，他从家赶到学校。下午，上完了他的一个半小时的历史课。这似乎是一堂平平常常的历史课，但是谁知道，他是早晨起床后就忍着腹部的疼痛，从家里骑自行车出发的，一路上，汽车、拖拉机、自行车呼啸而过，只有他，躬着身子艰难地蹬车而行，疼得实在支持不住了，他就推着车子步行。
再不就趴在车座上喘息一会儿。三十多里路他竟走了四个多小时。而在这之前，他已经好几天吃不进东西了。支撑他走完这一段路程的只有一个信念：学校里有几十名学员在等着我讲课，我是教师，不能让学员白等。可他不知道，这是他的最后一堂课了。第二天，学校领导带他到县医院做了检查，医院当即做出诊断：肝癌！校领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张玉胜从来没有请过病假，怎么一下子得了这不治之症？其实，他的妻子知道，他每次讲课回家，就疼得在炕上打滚，稍稍轻一点，就爬起来备课。坐不下，就站着。站不住了，就把脚踏在椅子上，用膝盖顶住腹部，黄豆粒大的汗珠滴在备课本上……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自从去年七月抽他参加高考监场，他就开始咳血。
今年年初，又发现便血，他以为只不过是胃病而已，从来没对谁讲过……第二天，校领导找汽车把他送到家里，只说，张老师的病，经过医院检查，需到外地检查治疗。当儿子帮他收拾行装的时候，他把教科书和备课本装进去了，他说：“我一边养病，一边熟悉教材，回来，好给学员们讲课。”
北京。经医院检查，证实了县医院的诊断：肝癌晚期！儿子没有把病情告诉他，悄悄流着泪，把他带回家里。他在家养病的时候，校领导和同事们来看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能有什么要求？三十二年来，他何曾向领导提出过什么要求？刚参加工作，他分配在易县一所中学当教师，后来又当负责人，离家一百八十里地，一个学期难得回家几次，家里只有妻子照顾几个孩子和老母，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求调得近一点儿。
来到定兴进校以后，他一直教语文，后来，缺历史老师，校领导让他担任历史课，他二话不说，改教历史，教材不熟悉，他就到处查阅资料，向其他老师求教，写出教案，他先向同事们征求意见，满意了，才给学员讲，他从来没有提过一点儿困难。……肝区疼得厉害，儿子给他找来杜冷丁注射，稍微轻一点，他又捧起教科书。身边，伴着一支燃烧的蜡烛……五月七日，张老师平静地吐出最后一口气，结束了他五十九岁的生命，结束了他三十二年的执教生涯。陪伴在他身边的，除了他的亲属之外，还有枕边的教科书和备课本，还有那蜡烛熄灭时袅袅升腾的清烟……
噩耗传来，进校的师生们哭了，他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那位瘦高个子，有点驼背、和蔼可亲的张老师，从此在他们身边消失了。他的知名度很低，除了进校的师生和他的亲属之外，就没有人知道张玉胜这个名字了。他的业绩太平常，连经常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们，除了“工作认真，任劳任怨”的评语之外，实在难以找到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事迹。然而，我脑海的屏幕上，怎么也抹不掉他的最后一堂课，抹不掉那个推着自行车，步履蹒跚的身影，抹不掉卧床备课时那流泪的蜡烛……
他用最后的心力，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闪光的句号，完成了“最后的燃烧”。我看着他的遗像，从照片上也找不到什么特色，他确实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教师，他的目光是那样平静，似乎只对我诉说着一个遗憾：他不能再给学员们上课了。我在他的遗像前，默默地躬下身去：张老师，安息吧，你最后的燃烧，一定会点亮更多的蜡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