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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是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第四年，也是我任村支部副书记兼村长的第二年。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村干部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三同”）。按照村支部的统一分工，我被分到我们村第七小队宋家屋基，住在一个6人之家的农民家里。
我还清楚的记得，我那房东户主名叫宋应癸，女房东姓江，三间土坯房，非常破旧。他们家共有4个孩子，两男两女，小女儿患有先天性癫痫病，一犯病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很是吓人。大女儿比我大两岁，名叫宋发莲，人很能干。晚上我就和宋发莲共睡在一张用土坯砖堆起来的铺垫着稻草的床上。盖的被子补钉摞补钉，脏兮兮的，每次上床，一股怪味就直冲鼻孔。好在那时年轻瞌睡多，加上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累得腰酸背痛，晚上睡得又晚，总是十二点钟左右才上床，所以一倒床上就睡着了，不象现在整夜失眠。
生活上实行的是轮户派饭制，一家吃一天（孤寡老人除外）。那个时候正是计划经济时代，生产队全部是集体种植为管理模式。我所住的小队二百多号人，耕地面积约50余亩，人平不到2分地，且都是一些挂坡田地，十年九旱，是一个典型的人多田少底子薄的村庄，老百姓的生活极其贫穷。整个村子的人都是姓宋，队长名叫宋应洪，一个五十多岁的纯朴农民，共产党员，村大队党支部委员。他的老婆是一个患有轻微智障的农村妇女，育有八个子女。他们家和当时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过着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日子。从我认识他们开始，我就没有看到他们一家冬天里穿过袜子和棉鞋，八个孩子身上穿的棉衣棉裤都是靠国家救济所得，但由于没有外套和内衬，往往一件棉衣穿上一两年就破乱不堪，败絮外露。
夏天除女孩子外，男孩子一律半裸和全裸，反正大多数家庭的男孩子都一样，看惯了也没感到有什么不文明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的主人宋应洪，对党无限忠诚，对集体事业尽职尽责。每天早晨天刚蒙亮，总是他第一个起来吹响开早工的哨子，天黑了，他还在田头地边做着一天群众劳动后的收尾工作，晚上还要召集社员们开会，记工分，读报纸学文件（当然读报纸学文件的担子就落在我的肩上）。
记得那是1976年8月的某一天，天气非常炎热，我轮流到队长宋应洪家里吃饭。那天是栽晚稻秧，中午收工后我因有事，回自己家吃的午饭，吃完午饭我就返回宋家屋基，参加下午的插秧。傍晚收工后，劳累了一天的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和宋应洪一起坐在一张用土坯砖垫了一只脚的桌子两边，一边喝着用山楂叶泡的茶水，一边聊着生产队的劳动情况。一会儿开饭了，还清楚的记得是四个小菜：一个是土罐子煮的熟刚豆，一个是炒南瓜丝，一个是炒茄子，一个是炒苋菜，外加一壶红薯煮的白酒。我们两人把一壶酒喝完后，宋应洪起身到厨房，端了一大一小两碗白米饭出来，将大的一碗给我，小的一碗放他自己身边。我正准备吃时，看到宋应洪家八个孩子的眼光一起向我端的白米饭看着，那情景就象一群小猫看着墙壁上挂着一条大鱼，专注又羡慕。开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看着他们那个样子就说：你们怎么不去吃饭呢？宋应洪赶快说：不慌，不慌（不急的意思）。这时候宋家最小的男孩儿（大约三四岁）光着屁股，慢慢走到我的面前，脏兮兮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碗里的米饭，嘴里咽着口水，并时不时用眼睛偷看一眼他的父亲。这时我一下子似乎明白了什么，立马起身走向宋家厨房，揭开锅盖一看，锅里一点米饭也没有，全部是南瓜，那一大一小两碗米饭就是和南瓜一起蒸熟的。
瞬间，我的心象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隐隐作痛起来。生产队穷，生了八个孩子的宋应洪家更是穷困潦倒，没有粮食，一碗白米饭就显得尤其珍贵。为了让我这个住队村长能吃上一碗白米饭，他们全家竟然吃的是南瓜。感动的泪浸湿了眼眶，于是没作任何思索，将碗里的白米饭倒入锅里，并用锅铲翻了几下，然后给每个孩子盛了一碗南瓜饭，我自己则盛了一大碗南瓜，端了出来。宋应洪见此，尴尬的表情涌现在他那布满沧桑的脸上。我心情异常沉重地对他说：我们都是党员干部啊，既然长期住你们村，你们就不要把我当外人，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你让我吃白米饭，你的孩子们却吃南瓜，我吃得下去吗？如果家家如此，我还配当一名住村干部吗？
那一餐饭的确吃得很辛酸，但我吃得很感动，吃得很踏实，吃得终生难忘。
时光荏苒，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进入小康。但几十年前我在农村住队的情景总是萦绕心际，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是有一种强烈的想到我曾经住过的宋家屋基村子里去看看，去看看那里的老百姓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去看看曾经和我一起度过那段艰难困苦日子的父老乡亲。
2019的清明节，已退休几年的我，回老家祭祖。在祭完祖返回武汉的时候，我特地到宋家屋基去转了一圈，以了却多年的夙愿。一条水泥公路直通村门口。走进村子，发现村子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那些破旧的土坯房不见了，一栋栋楼房拔地而起，楼房的门前有的是水泥铺面，有的是黄沙铺地，都干净清爽，每家的门楣上春节贴的春联依然红鲜。天气很好，风和日丽，空气异常清新，不知名的小鸟在村子的上空飞来飞去，几只小鸡正兴致勃勃在寻找食物，整个村庄显得宁静而祥和。正值清明节，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都回家祭祖，村子里的人倒还不少，但我一个也不认识。问了几个年轻人才找到了老队长宋应洪家里，房子也是新建的两层楼房。但老队长宋应洪夫妇早已作古，八个孩子都已成家分居，当时最小的男孩儿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新楼房就是宋应洪小儿子的。在作了自我介绍后，他连连说：“晓得你，晓得你，你在我湾里住了队的，我的伯（对父亲的称呼）在世时总讲到你，听说你在外面当了大官。”（农民把省直机关的处级干部当成大官，我没有解释，只是笑笑）小儿子对我的造访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又是让座又是倒茶，还端出大悟特有的黑瓜子。当问及他们家现在的生活时，他轻松的说：党的政策好，有吃有穿有住，儿子在读初中，女儿和他在深圳打工，一年可赚个两、三万块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习总书记又督促地方干部搞脱贫致富，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真的要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家呀！
看着宋家半新的全套家具和墙壁上挂着的腊鱼腊肉，不用细问就知道宋家的日子已今非昔比了，再也不会为一日三餐的米饭而犯愁。然而，几十年前的那一碗白米饭对我的感动，却仍然清淅的牢记心中，使我永远不忘记那段艰难困苦的奋斗岁月，让我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