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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之于我，是面对无路可走困境时的无奈选择，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意气。但踏上这条路之后便成了人生的核心价值追求，成为了融入骨血的生命情怀，也因此牵引了我的命运起伏……
畸形人格下的作家梦
1979年，我15岁，“高中”毕业。而斯时斯地所谓高中毕业，其实文化水平可能还不及现在的小学生。从学制上来说，我接受的小学教育是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而我所上的山区农村乡中学，教育质量极低，更兼那时的教育方针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工学农学军…….”。
“高中”毕业彻底回到土地上后，精神上极度迷茫与困苦。因为两、三岁就患有严重过敏性哮喘病，身体弱致使整个生命质量低下，经常被发小、同学、堂兄打骂欺辱。老师、父亲、长辈也多数看不起我。即便有少数亲人与父老乡亲表达出同情之心与关爱之情，那也是对弱者的怜悯。少儿时代的贫穷病苦导致心理极度自卑。而我在极度自卑的树干上又不知不觉生长出一根极度自尊的树枝。
因了这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交织纠缠的畸形人格，就特别渴望学一项本事、掌握一件技能，期待当个农民也争取比多数人强。并暗暗较劲，要一个一个地超越那些打骂欺辱过我的人。努力的目的就是要被人看得起。早在这之前，我向父母提出过一个恳求：学个裁缝。学成裁缝手艺，就不会被风吹日晒雨淋，可以减少患病的机会，同时也比只会种地的农民更受尊重一些。但我们家的境况根本买不起一台缝纫机，只好作罢。退而求其次，想学个木匠也买不起一套木匠工具。
在这极度苦闷彷徨之际，我来到一位父亲的好友家作客，本来是希望得到安慰与指导的。这位叔叔与我父亲好到什么程度呢？我父母有三子一女，那位叔叔有七个女儿但没有儿子，他俩曾商量好要交换儿女抚养，即用我小弟换他们家任何一位女儿。因我奶奶愤怒干预才作罢。我父亲与那位叔叔都称得上昼耕夜读的“农民知识分子”，都极热爱文化，那位叔叔更是一位书痴。他的几个小女儿还年幼的时候，他连家庭生计都不怎么管了，夜以继日地只管读书。养家的事更多推给我婶婶和姐姐。他那种忘情忘我的读书态度似乎给了我神一般地指引……
在这种背景下，我翻了他一本古装版的《红楼梦》，想借来慢慢“啃一啃”，但许多繁体字都不认识。我叔叔鄙夷地说：“你们现在的高中生，有球的个用，就是一堆牛粪，还不如我们那时的高小生”。
后来细想，叔叔地评价的确大致公允，起码在语言水平上不比1950年代的高小生强。但当时我畸形人格中的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互相撕咬起来。怒不可遏回怼了一句“如果我三年内不能超过你，就找最高的悬崖跳下去”。于深夜走十多里陡峭的山路从他家回到了自己家。好在那时经年累月折磨我的疾病已经自己用一个偏方治好。从此开始非人一般夜以继日读书。每天用比别人快得多的速度劳动五、六个小时，用十小时以上时间读书。
而在阅读中格局开始扩张甚至膨胀，于是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当作家的梦想。而把远大理想设定为作家，从窄处比较，是觉得那位叔叔读过许多书，一辈子也没发表过一篇文章，如果我能发表几篇文章，那么乡亲们多半会认为我比叔叔更像“人才”。从宽处说，能发文章，在穷乡僻壤具有轰动效应。而至于敢做这样飘渺不可及的大梦。早期火苗源于有算命先生说我命中占文曲星。从操作层面来说，一是成本很低。当时写作用的是学生作业纸，信封是用水泥袋自制的，投稿不用贴邮票（把信封右上角剪去一角，写上“稿件”二字，就可以寄到编辑部了）。二是回到生产队当放牛娃，实际上为我提供了时间便利。放牛娃每天有两分固定工分，然后是割草按量记工分。我用紧凑快速的劳动半天就可以挣到成年劳力“磨洋工”一天的工分。这样就节余出大量剩余时间可以用来读书学习了。三是当邮递员的叔父和堂兄使我能够免费读到一些报纸杂志（包括文学杂志）。四是相对于高考要学习几门功课，做“作家”梦只需攻读语言一门功课。这一步迈出去，写作从此牵引着我的人生命运、起伏悲欢……
庄稼无收只管种
大梦供上神龛之后，写作有或长或短的中断。但直接与间接围绕写作的阅读几乎一天没有中断过。
当放牛娃时，割草挣够当天的工分后，或者躲在悬崖下的岩洞里读上小半天。
那时家里做饭通常是我与妈妈两人，妈妈在灶台前忙碌，我负责“拉风箱”。这于我是个好活，因为并不耽误我看书。
山区连阴雨天，为避免干扰，我还时不时请堂弟将我锁在一间特殊的房子里读书。锁进去之前先给牛添足草料。这个房子有上下两层，下面是牛住着，上面放农具杂物等。堂弟早上七、八点上学前将我锁进去。钥匙拿在他手里，下午放学回来早则四、五点，晚则六、七点，再将我放出来，中间想出来干点别的什么都不可能。
间隔几天，我会晚上走一小时山路去当乡邮递员的叔父那里读大半夜新的报纸杂志，晨光曦微时再回来干活。而到叔父那里阅读报刊，也是有条件的，要用劳动换取这个好处，譬如替他将新报刊送到各村各订户处。
那时候看书有一个前提，就是每天的劳动“质量”要向成年人看齐，该干的各种家务与农活干到及格以上，看书才可能得到父母支持，至少不反对。乡亲们也不会给予“好高骛远”、“志大才疏”的鄙夷。从此也养成了影响一生的习惯，干什么都快。快速干完与生计生存生活相关的各项俗事杂务，尽可能腾出更多时间去经营梦想……
古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又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盅粟”之说。都是鼓励读书的。古时候的读书人只有科举一条路，读书的指向很明确，考取功名。也只有考取了功名，黄金屋、颜如玉、千盅粟才有可能吝啬地从书中露出一个笑脸。现、当代社会，与生计无关的读书一样是奢侈的。未能靠读书考上大学，想以读书写作当作家，仅仅是做梦罢了。那时并不曾细细评估一下实现的可能性有没有万分之一。但青春年少，就有一种“庄稼无收只管种”的执拗。梦想实现不了又怎么样呢？我一个农民，继续当我的农民就是了。
有了一种“庄稼无收只管种”埋头苦读的态度，收获却来得意外的快，而且每临命运节点总能遇到“贵人”。在一个乡里，还有两位比我年龄大一、两岁的热血文学青年，一位叫陈平、一位叫杨公青。我们约好，各自选择一种文学体裁，坚持写下去，过段时间就在一起讨论交流一下。陈平选择写小说，而且只写中、长篇，他为此还订有《中篇小说选刊》、《十月》等大型文学杂志。他除了写作，还因父亲早逝而担负着“家长式”职责，母亲与弟弟妹妹都在他指挥下劳动。后来无论命运多么跌宕，他在把弟弟妹妹抚养成年的同时，写作上坚持到了现在。所以我是很敬重他的。杨公青则热衷于写剧本。他俩的写作都已经在我前面走了一段时间，有了一点基础。我则选择写诗歌。同时，我与杨公青一样，兼写新闻稿。
几个月后，开始在县广播电台播简讯，接着在地区日报上发了很短的读者来信。为此，很受一位名叫向朝秀的乡干部欣赏。她是副乡长、乡妇联主任和乡团委书记，在乡里有一定影响与地位，而且把我父母都当朋友。1980年五.四青年节，在她的推荐下，我“当选”为村团支部书记，当时不满16周岁。乡长和乡党委书记因为知道我发表过“读者来信”，可能害怕我写别的批评文章，看上去也对我这个小毛孩有几分“礼贤下士”的客气，都曾暗示要培养我当村党支部书记。因为读书写作而迅速大幅度改变了社会地位，由被贬斥侮辱而被欣赏看重，给我跑长路满满地加了一次油。
1982年秋天，我入伍到了中原的一片大山深处，当了一位工程兵。不过这个工程是为战略导弹服务的。要想在部队得到成长进步，必须把该干的事情干好。家乡还铸造我一个人生信条：“力气越使越有，脑子越用越灵。”后来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能用体力用体力，能用脑力用脑子。视好逸恶劳为最大耻辱。
1983年，我以连队最矮瘦的身材靠拼体力立了28年军旅生涯的第一个三等功。譬如施工中，要把水泥从临时仓库运到百米左右的拌和站去。多数战友两人抬一袋水泥，而我是一手挟一袋。因水泥袋外面沾有水泥粉尘，两人抬比较滑，其实并不轻松。当然并不是一手挟一袋更轻松，因力量不足尤其是耐力不足，水泥随时要从腋下逃跑，我便以爆发力冲刺，迅速运到拌和站后稍作休息再运下一趟。
我们连队当时住的是可以拆卸的木板房，冬不保暖夏不御热。在住一个班的大房间隔壁有一个小间，那里用来放置大家的脸盆、洗漱用具和施工工具。在如此繁重的施工劳动之余，难以集中脑力搞写作，但每天晚上仍要在这个小小的“工具间”读几小时的书。读书照明用的是腊烛，为了不让腊烛光穿越木板墙缝而影响战友休息。通常是将两个脸盆呈“人”字形对扣在一起，腊烛放置在“人”字之下……
不期而遇交好运
好运往往建立在“庄稼无收只管种”的持续努力的积累之上。否则“贵人”抛来一个馅饼也未必接得住。当兵前在农村已经有了三年多读书写作的基础，在给连队出黑板报写稿子时明显比别人写得好，加上干活特别卖力和如饥似渴地读书。于是幸运的被连队指导员薛细顺推荐到团宣传股当专职报导员。
在宣传股呆了没几天，又被送到驻地《洛阳日报社》学习。这个过程在我身上来得太过于突然而快捷。在我之前和之后，挑一名报导员并送到报社培训的过程都要复杂漫长得多。先是兼职的新闻干事或报导骨干从新兵集训开始就会跟踪观察一批有写作爱好与基础的战士，每年组织几天的短期培训班，从培训班择优挑出一两名由“师傅”辅导半年左右，能够独立写稿见报了才送到报社“深造”。两三年后我当“师傅”也是按这个“流程”走的。
而我当学徒没有走这个“流程”，常常愣头愣脑冒冒失失生出诸多本可避免的磕拌。之前到报社“深造”的报导员都是由兼职新闻干事送到报社相关领导哪里的。而对我，是让我自己先从团部入住进部队设在市里的招待所，然后带着一位领导给报社一位副总编（他是从我们部队转业到报社的）的信自己去联系“深造”事宜。
当我第二天跑到报社时，忘了是个星期天。匆匆从东侧一楼到四楼跑了个遍，一个人影也没有见着。失落中有点不甘心，于是从西侧的一层向上奔跑着找人。如俗套的小说情节一般，撞着了一个人，并将他抱着的一摞书撞翻在楼梯上。于是赶紧道歉赶紧把书拾起来，见是位比自己父亲年长的白发尊者。便谦卑虔诚而又慌不择言地补充再次道歉说：“伯伯，对不起”。
谁知竟是以这种方式遇到了又一个“贵人”“恩人”。见“伯伯”一脸和霭，便攀谈了几句。知道他正在加班整理资料室，要将四层的部分图书搬到一层。于是我发挥自己的体能与速度优势，用了大约三小时将他原计划这一天也干不完的活干完了。他惊叹眼前这位黑瘦矮小的战士如此能干的同时才想起来问我是来干啥的。
当我告知来意后。“伯父”告诉我，前面一位在报社学习的战士报导员疑似有违纪与不当行为，被提前退回了部队，报社领导生气了，即使找到那位副总编，也可能会找借口推诿……
见我失落的样子，“伯父”不由分说拉我去他家吃饭。边走边说：“没事，你明天上班前10分钟先来找我，我带你去找管事的人。如果他们不给我面子，你先在资料室呆几天，我再想办法”。此时我才知道“伯父”叫“白发兴”，是本社一位资深编辑与记者，因为过两年就要退休了，才从编辑记者的一线“退居二线”管资料室……
经历了这意外的障碍与意外的解决路径。我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前一个多月是在总编室干杂活。每天都提前一个小时到报社，把总编室的几间办公室都打扫干净，把每位编辑办公桌擦干净，把几个暖瓶都灌满开水。每天眼、手、嘴、脑都忙碌着。头几天老师们有些拘着，不太好意思给我派活，但见我勤快、快乐、谦恭，也就很快理顺了“师徒关系”。几位编辑老师编稿页面比较乱时，就会让我誊写一遍。如果时间宽裕，我会边誊边琢磨编前编后的区别。弄明白大段大段被划掉的内容为什么要被划掉，细细品味编辑添加上去的几个字或一两个短句。这个毛病后来也成了痼癖，哪怕是读名家精品，也想挑挑瑕疵。即使真的好，也要分析它到底好在哪里……
在总编室只呆了一个多月，就去了记者部。进步提高比自己之前独自读书写作快多了，有如春天的玉米拔节一般明显。被记者部正经记者带着采访了一两次，老师就评价我采访不怯场，能抓住要点，写出的稿子也“干净”（多余的文字少），比他们刚进报社时要强多了。
在记者部干了五个月，就回部队了。经过七个月的报社实操性学习，对百字左右的“简讯”和几百字的“消息”，已能较好驾驭；对“新闻特写”、“人物通讯”还稚嫩，但也各发表了几篇。回到部队后，发表新闻稿件的数量、质量都 明显多于优于之前的报导员。其原因一方面是特别能吃苦，付出的时间比别人多，每天除了睡四、五个小时的觉，吃饭搞卫生之外，读书、采访、写作的时间大概在16个小时以上。另一方面可能编辑对我做人有偏爱，同等质量的稿件我可能受到优待。
第二年开始，我便从学徒变成了师傅，无私而有效地辅导新调入团部的报导员。第三年便担任团报导组组长。从此，我这个报导组连年被基地、兵种评为先进；个人立功、评先、得各级别的优秀报导员、征文奖每年都会有几次。
写作先为稻梁谋
一个团级部队的新闻元素是很容易被挖掘干净的。随着写作能力的提高和徒弟的成长，写新闻稿就吃不饱了，渴望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诗歌的阅读与写作上来。
1986年，有幸结识了两位文学老师。一位是二炮（现为火箭军）创作室主任、全军著名作家朱春雨，一位是青年才俊刘业勇。他俩为了写一部二炮的长篇报告文学到各基层部队采访，其中由我陪同在我所在的团采访过几天。从团部乘吉普车到连队要走一整天的盘山路。枯涩的漫漫长路，星星点点的闲聊转移到了他俩听我系统性地自述。没想到两位尊师对我的苦难童年有着深深的悲悯，更对我15岁开始的勤学苦写极为欣赏。
刘业勇老师当时不到而立之年，兼职主编着二炮一本文学杂志《星火》。那次结识后，他将我一杳稚嫩的诗稿取走了，在1987年第一期的《星火》杂志上一次选发了十首，并撰写了八千字的评论赏析文章。这样的待遇在这本杂志上是不多见的。当我再次发十首以上的组诗已经是20多年之后的事了。
地位声誉更高的朱春雨老师与刘业勇老师在他们的长篇报告文学中还用了好几页来浓墨重彩地写我。后来还保持过多年的通信联系。他俩写给我的信长的都达到了五页信纸。许多表扬鼓励的溢美之词如果原文抄下来，别人一定以为我是瞎编出来的自吹自擂。
刘业勇老师后来当《解放军报》副刊主编，又零星发过我的诗歌和报告文学。在好几年时间里，他都像陪我跑五公里越野一样，时不时拉我一把，时不时抢过我的背包与冲锋枪替我背上，让我跑得更快一些，生怕我慢下来而泄气。
而朱春雨老师却担心我过于痴迷文学，用他过来人的经验指导我的人生规划。叮嘱我说：“文学是吃饱肚子之后的选择，宜先多写、写好新闻稿，解决了饭碗问题之后花更多精力写文学作品不迟……”。同时，春雨老师还认为：“你将来可以成为一位小说家，一位有诗意的小说家”。不知恩师从哪里看出的端倪？也许是职业作家普遍认为，不写小说的作者算不上职业作家吧，春雨老师认为我将来有成为职业作家的一点点潜质吧。
的确，对于从偏僻山区出来，受教育基础太差，不能进高校和军校接受教育的我来说。解决饭碗问题至关重要，而基层部队只需要优秀的新闻报道员，并不需要有发展潜力的业余文学作者。从宣传股长、政治处正副主任到团政委，对我都是欣赏肯定的，但他们的表扬也都集中在新闻写作上。对偶尔发表的诗歌不置可否。其实这就鲜明地表明了态度。
同时，上级在统计写作成绩时，也是以发表的新闻稿件为主。诗歌、小说不能统计为写作成绩，不能作为评选先进的条件。但散文、生活随笔类却可以统计。这似乎是引导我将文学写作的追求由诗歌转向散文随笔。
1986年，我22岁，正青春激扬意气风发的年龄。“事业”上称得上顺风满帆。可仍然面临着人生的困境。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如果在应届高中毕业考上大学，这个年龄正好大学毕业。斯时的大学毕业生，被称作天之骄子，一毕业就是干部身份，会被体制安置在重要的单位重要的岗位。我羡慕他们但并不忌妒。但文学专业、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如果与我在同样的岗位上以写作竞争，他们多数是写不过我的。在那个经历过“文革”文化沙漠后的年代，一方面作家、文人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很受人尊重。如我这等小小的报导员与业余文学作者都会被人高看一眼，常常能听到恭维之声。另一方面又还得为一个类似“工人”的身份而努力。因为部队干部体制改革，我只能在当满5年义务兵后争取转志愿兵。志愿兵干满13年后转业回原籍安排在工人岗位工作。
1987年10月，如期转了志愿兵。这是个不错的结果，要是放在10年前，借我一个胆子也不敢想这等好事。那时一心只想学个裁缝或者木匠。但这又不是最理想的结果。一是如果部队不给我转志愿兵，复员后到驻地找家小报当个记者是不难的，且已经有报社主动与我联系。二是本来得到了提干的机会而没有如愿。
1980年代开始，军官的成长路径已经改革为原则上必须经过军事院校培养。但极少数军事院校一时培养不出来的专业技术骨干可以经过严格竞争优选后经几个月突击培训而提干。当时各部队都缺新闻人才。于是1987年初成都军区从各军级单位优选出了21名战士新闻报导骨干，经过8个月的理论与业务集中培训后得以提干。21人对一个大军区来说是极少数，但也是成批提拔。他们是报请总部批准，从当年本军区军校招生总数中扣除21个名额，来为这批新闻骨干提了干。
我服役的第二炮兵也选了7名战士新闻报导骨干，送到成都军区代为培训。从一个军种选这么7人，其被选上的难度可想而知。我便有幸成为7人之一，但经过同样激烈的选拔与培训后，当年并没有如愿提干。原因是二炮没有预先运作，没有报请总部批准，也没有从当年本军种军校招生总数中扣除这7个名额……
军官、志愿兵、义务兵的不同身份又与恋爱、婚姻、家庭密切相关。最现实的是志愿兵不能在驻地找对象成家。同为志愿兵的同乡战友，多数依靠亲戚介绍在老家县城找了对象成了家。而我不具备这个条件。即便是在老家农村找，同龄的优秀姑娘大多也名花有主了。
但姻缘自有天定。因文学的由头而浪漫热恋，对象是非驻地、非原籍的姑娘。彼此因对爱情宗教徒般的执著而历经波折后成婚。婚后却是困难重重的10年分居，且与双方父母也不靠近，在多数人那里属于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给我们的青壮年也带来了剧烈地磨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