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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喝可乐。你陪我去买可乐吧。”
“好的，买完可乐，我们逃走吧。”
“去哪里？”
“随便去哪。”
“我们以后会彼此遗忘吗？”
“会的。”
“我不想。”
“这是现实。但是多年以后，咱们可以每个人拿一本书，找一个咖啡厅，我会特别装模作样地大声说，这不是xxx嘛，令所有在场的人侧目。然后寒暄，最近怎么样啊，好像不认识一样。然后相视一笑，哦，什么嘛，原来咱们认识啊。”
“那是黑天鹅吗？”
“是它们的幼崽。”
“不像啊。”
“比白的灰一点，比灰的黑一点。”
“以后有天，那些师兄，会找一个不咸不淡的老婆，过一段不咸不淡的人生，可能会有波澜起伏，但聊胜于无。”
“狗存在吗？我存在吗？在狗看来，我是存在的吗？”
“狗没有意识，它不能命名。”
“但它可以感知，在它的世界。”
“错了。错了。都错了。”
“可以绕行，总能通的。”
“我给你唱个《绿袖子》吧。我前男友唱过的。有点忘词。”
“很好听。”
“谢谢。你再夸我要害羞了。”
“我很真诚。”
“我也是很真诚地在害羞。”
“要的是真诚，不是坦诚。坦诚重点在袒，但真诚重点在既在真，也在诚。”
“咱们坐在这里，说这些话，好像在拍电影。花是电子的，一年四季发光，不只有春天。”
“是吗？”
“是的。”
“那天凌晨四点，我进不去宿舍。最后到明新睡到凌晨六点，然后继续去上课。那一刻我发现，北京这么大，其实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也就是倚仗着学校的荫蔽，在这里有半席之地。”
“我要做双层巴士回去，坐在上面的第一排”
“好。”
我们坐在车站等了十几分钟，等到一辆355路。
“你给我唱《绿袖子》吧。”
“好。”
她给前男友拨通电话。
她挂断了电话。
“我号码没换，他号码也没换。神经病。我还以为他把我加黑名单了呢。”
“什么感觉？”
“神经病啊。”
“不忘记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
“不忘记什么？”
“回家啦。”
“这是家吗？”
“某种意义上算是。”
“那些少年，想要显得叛逆，最终还是一种趋同。”
“作为反抗的服从嘛。”
“那我们不也是吗？这场出逃。”
“是的啊。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