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一份试卷,而是一个白痴的蹩脚裁缝编的破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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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下午三点四十二分,我起身交了大二上半学期最后一门考试的卷子。

交卷前,我再次核对从大脑深处压榨出的六百余字,暗自祈求老师在阅卷时,慢些露出不屑的微笑,并打下三个叹号般的问号——尽管那凄绝惨状,我已无法目睹。

最后考的一门,课程名叫《传播研究方法》,老师是陈阳。上课前,有师姐跟我说,这人了不得,说话跟铁齿铜牙纪晓岚似的,句句往你最疼的地方捅。课和考试也很硬,要是没点心理准备,快逃!

学期的第一堂课后,不少同学退了课,转去另一个老师的班级。我和师姐说,我觉得老师挺可爱的,应该能学到东西,既来之则安之,就这么着吧。

实践证明,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起码在作业评价、期末考试之外是的)。

毒舌十级的陈阳老师,每节课都会带来不少欢乐——虽然这种欢乐,是建立在“刻薄”他人且造成一万点伤害的基础上的。

课程的最一开始,她说,你们要学会批判和反思。事实上,整一学期的课,她都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尖锐的批判和深刻的反思。

“你研究这个有什么意义?能再造一个热点吗?肯定不能。结论不能复制,那就不能提出‘为什么’的问题。不可复制,不是做研究的思路。”

“从央视频的后台,可以获得一切数据——内部很容易获得。外部获取很难,内部又不需要,你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什么叫有效?要去定义‘有效’!问题难就难在,怎么去定义‘有效’。”

“这个现象是一个新的现象吗?以前有没有?如果是新的,那为什么在一个社交媒体的情景,商业公司会认为它是一个有效的宣传手段?在当下的社会条件下,这种手段为什么会成熟?如果是新瓶装旧酒,那么二者有什么区别?”

“在谈论国际传播这个主题时,很多同学讲对外传播——文化输出,很少有同学想到文化输入,外国怎样影响中国的受众,好莱坞、国外流行音乐、网络游戏是怎样影响中国的年轻人。这好像是种集体无意识,上面的树都是不一样的,底下的根都是一样的。”

“我们是不是要追求一个最高级的真实?所谓真实,马新观是有最高真实的定义的,按照那个观点,就需要去求证。但实际上,对结果真实的追求不可达,那么,我们可以往后退一步不去追求结果的真实,而是去研究真实怎么一步步呈现的过程。”

这些是陈阳老师在课上对同学口头报告的部分评价。

尽管她再三强调自己“对事不对人”,但还是碍不住底下可怜兮兮的同学,满脸的赤橙黄绿青蓝紫。

朋友一针见血地说:上完陈阳老师的课,估计这辈子再见到“Who cares”和“So what”,就头痛欲裂。

我在做课程口头报告时,提前了一个月开始准备,看了一百多篇国内外相关文献,脑子里一团浆糊。在报告前一周改了题目,重新准备。最后在课堂上,胆战心惊地讲了三分钟。陈阳老师开口:问题概念没有界定清楚。之后又是一通疾风雷霆。

在我心如死灰时,老师挽回了一句:不过,能看出来读过一点东西,xx概念是比较前沿的,要想深入了解,可以再去阅读最新的文献。

课下,我去找老师问口头报告的问题。她兴高采烈地唠了半个小时,从口头报告的问题、方法到近期参加会议的所感所悟,直到被下个班级涌入的学生打断——活脱脱一个可爱的小话唠。

她的语速极快,字词子弹一样刷刷齐飞,思维也极其跳跃,似乎每个小点,背后都暗藏一个庞大的世界,引出一连串鲜活的思考。

奔往下个课程的路上,在呼啸的狂风中,我迷迷糊糊地想,向老师提问是危险的事。因为如果她/他的解答,不能让你意识到自己提出的问题本身有问题(没有提问的价值,甚至压根是个伪命题),抑或不能引发你提出更多的问题,那她/他很可能会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讲清楚这个问题。

吞下一大口冷风之后,我悟了:怪不得无论提什么问题,都会感觉自己像个白痴。

在机关枪一样的对话中,她总共说了三个“有意思”。进而想到,真正研究学问的人,总是极有趣的,如果天天苦大仇深,那就不是“你在做学问”,而是“学问在做你”。如果觉得学问无趣,也许是打开方式不对。

可能存在的谬误有二:

一是没有发现趣味的眼睛,错把香当苦药,老师怎么灌就怎么喝,像贾宝玉喝茶解渴,猪八戒吃人参果,不假思索地照单全收。但若理解到通透的地步,许会产生某种享受的快感。

二是误把严肃正经当作僵硬刻板,置于有趣的对立面,未曾想过,严肃正经许是有趣的另一面。遇见不少老师,课堂上一面正经地谈论学术,一面幽默地玩梗、造梗,转头又在互联网上激情冲浪,技巧之纯熟连我都自愧不如。

一次课上,陈阳老师如是说:

“是不是觉得这些问题很烦?烦就对了,而且很可能往往烦到最后,你仍然一无所获。”

“搞研究就像做衣服,每一件衣服,都千疮百孔。学习研究方法,就是告诉你,衣服上到处都是洞,你得不停去补。当然,有的洞你永远补不了,这也不是你的问题。”

“作为老师,我不要求你们交给我一件完美的衣服,毕竟专业的研究者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只要不那么难看就行。”

期末考试,她也贯彻了自己的教学宗旨,强制规定同学们要“细嚼慢咽”、“简明扼要”——“就这几百字,不能多写,多写了,我不看。”

发下试卷后一看,题目后面打了个括号,限xx字,多一字,扣一分。

1月13日下午三点四十二分,我起身交了大二上半学期最后一门考试的卷子。

交卷前,我再次核对从大脑深处压榨出的六百余字,暗自祈求老师在阅卷时,慢些露出不屑的微笑,并打下三个叹号般的问号。

走出教室时,我想,那不是一份试卷,而是一个白痴的蹩脚裁缝,用一学期的时间,编织起的破衣服。

而这背后,是一位勤勉的匠人,可能要花半辈子的时间,不厌其烦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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