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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下午三点四十二分，我起身交了大二上半学期最后一门考试的卷子。
交卷前，我再次核对从大脑深处压榨出的六百余字，暗自祈求老师在阅卷时，慢些露出不屑的微笑，并打下三个叹号般的问号——尽管那凄绝惨状，我已无法目睹。
最后考的一门，课程名叫《传播研究方法》，老师是陈阳。上课前，有师姐跟我说，这人了不得，说话跟铁齿铜牙纪晓岚似的，句句往你最疼的地方捅。课和考试也很硬，要是没点心理准备，快逃！
学期的第一堂课后，不少同学退了课，转去另一个老师的班级。我和师姐说，我觉得老师挺可爱的，应该能学到东西，既来之则安之，就这么着吧。
实践证明，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起码在作业评价、期末考试之外是的）。
毒舌十级的陈阳老师，每节课都会带来不少欢乐——虽然这种欢乐，是建立在“刻薄”他人且造成一万点伤害的基础上的。
课程的最一开始，她说，你们要学会批判和反思。事实上，整一学期的课，她都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尖锐的批判和深刻的反思。
“你研究这个有什么意义？能再造一个热点吗？肯定不能。结论不能复制，那就不能提出‘为什么’的问题。不可复制，不是做研究的思路。”
“从央视频的后台，可以获得一切数据——内部很容易获得。外部获取很难，内部又不需要，你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什么叫有效？要去定义‘有效’！问题难就难在，怎么去定义‘有效’。”
“这个现象是一个新的现象吗？以前有没有？如果是新的，那为什么在一个社交媒体的情景，商业公司会认为它是一个有效的宣传手段？在当下的社会条件下，这种手段为什么会成熟？如果是新瓶装旧酒，那么二者有什么区别？”
“在谈论国际传播这个主题时，很多同学讲对外传播——文化输出，很少有同学想到文化输入，外国怎样影响中国的受众，好莱坞、国外流行音乐、网络游戏是怎样影响中国的年轻人。这好像是种集体无意识，上面的树都是不一样的，底下的根都是一样的。”
“我们是不是要追求一个最高级的真实？所谓真实，马新观是有最高真实的定义的，按照那个观点，就需要去求证。但实际上，对结果真实的追求不可达，那么，我们可以往后退一步。不去追求结果的真实，而是去研究真实怎么一步步呈现的过程。”
这些是陈阳老师在课上对同学口头报告的部分评价。
尽管她再三强调自己“对事不对人”，但还是碍不住底下可怜兮兮的同学，满脸的赤橙黄绿青蓝紫。
有朋友一针见血地说：上完陈阳老师的课，估计这辈子再见到“Who cares”和“So what”，就头痛欲裂。
我在做课程口头报告时，提前了一个月开始准备，看了一百多篇国内外相关文献，脑子里一团浆糊。在报告前一周改了题目，重新准备。最后在课堂上，胆战心惊地讲了三分钟。陈阳老师开口：问题概念没有界定清楚。之后又是一通疾风雷霆。
在我心如死灰时，老师挽回了一句：不过，能看出来读过一点东西，xx概念是比较前沿的，要想深入了解，可以再去阅读最新的文献。
课下，我去找老师问口头报告的问题。她兴高采烈地唠了半个小时，从口头报告的问题、方法到近期参加会议的所感所悟，直到被下个班级涌入的学生打断——活脱脱一个可爱的小话唠。
她的语速极快，字词子弹一样刷刷齐飞，思维也极其跳跃，似乎每个小点，背后都暗藏一个庞大的世界，引出一连串鲜活的思考。
奔往下个课程的路上，在呼啸的狂风中，我迷迷糊糊地想，向老师提问是危险的事。因为如果她/他的解答，不能让你意识到自己提出的问题本身有问题（没有提问的价值，甚至压根是个伪命题），抑或不能引发你提出更多的问题，那她/他很可能会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讲清楚这个问题。
吞下一大口冷风之后，我悟了：怪不得无论提什么问题，都会感觉自己像个白痴。
在机关枪一样的对话中，她总共说了三个“有意思”。进而想到，真正研究学问的人，总是极有趣的，如果天天苦大仇深，那就不是“你在做学问”，而是“学问在做你”。如果觉得学问无趣，也许是打开方式不对。
可能存在的谬误有二：
一是没有发现趣味的眼睛，错把香茶当苦药，老师怎么灌就怎么喝，像贾宝玉喝茶解渴，猪八戒吃人参果，不假思索地照单全收。但若理解到通透的地步，许会产生某种享受的快感。
二是误把严肃正经当作僵硬刻板，置于有趣的对立面，未曾想过，严肃正经许是有趣的另一面。遇见不少老师，课堂上一面正经地谈论学术，一面幽默地玩梗、造梗，转头又在互联网上激情冲浪，技巧之纯熟连我都自愧不如。
一次课上，陈阳老师如是说：
“是不是觉得这些问题很烦？烦就对了，而且很可能往往烦到最后，你仍然一无所获。”
“搞研究就像做衣服，每一件衣服，都千疮百孔。学习研究方法，就是告诉你，衣服上到处都是洞，你得不停去补。当然，有的洞你永远补不了，这也不是你的问题。”
“作为老师，我不要求你们交给我一件完美的衣服，毕竟专业的研究者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只要不那么难看就行。”
期末考试，她也贯彻了自己的教学宗旨，强制规定同学们要“细嚼慢咽”、“简明扼要”——“就这几百字，不能多写，多写了，我不看。”
发下试卷后一看，题目后面打了个括号，限xx字，多一字，扣一分。
1月13日下午三点四十二分，我起身交了大二上半学期最后一门考试的卷子。
交卷前，我再次核对从大脑深处压榨出的六百余字，暗自祈求老师在阅卷时，慢些露出不屑的微笑，并打下三个叹号般的问号。
走出教室时，我想，那不是一份试卷，而是一个白痴的蹩脚裁缝，用一学期的时间，编织起的破衣服。
而这背后，是一位勤勉的匠人，可能要花半辈子的时间，不厌其烦地教授。
